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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霸、王霸之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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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霸”源自先秦，“hegemony”源自古希腊，“empire”源自古罗马。这些概念在实践中产生，本来兼有政治功能和道德性质双重客观的意义，三地相似。在西方，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沿用古义。在中国，唯道德主义漠视政治功能和现实条件。孟子凭主观教条把‘王’、‘霸’划分为对立的两极，‘王’垄断了道德，‘霸’丧失了厚实经验的道德内涵，变成与西方的hegemony相反。 一度辉煌的帝国empire的形象，二次大战后随着西方殖民地崩溃而失色。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统率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帝国争回一些光彩，但很多美国人仍不以为然。所以最近虽然有些人捧颂美帝国American
Empire[1]，另一些人却截然否认，如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时宣称：“美国从未成为帝国！”他们不说帝国，但说国际领导权，或用学术性的字汇hegemon[2]，中文一向译为“霸”。“美利坚合众国是罗马帝国灭亡后，历史上唯一的世界霸主，”经济历史学家奥布赖恩解释道：“罗马之后，只有美国政府试图系统地阐述国际秩序的运行规则，而且动用它强大的军力海权、经济、和文化资源去领导，含蓄地强逼或说服其它国家去遵守这些国际规则。”[3] 迅速崛起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有不同的观点。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写道：“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提出美国是‘仁义霸权’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未能提出与霸权相对的概念，因此被认为是粉饰性宣传。”[4] 一如西方人回顾古罗马，中国人回顾与罗马共和国同时的先秦时代。春秋时，周王微弱，诸侯以百数，大者争霸主盟，遂产生有异于“王权”的“霸权”。阎学通说“两者的核心差别是道义的有无”，并认为以道义为基础的王权概念可以提供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规范。 在西方，hegemony本来带有道德显赫的意味。古希腊的hegemon与中国春秋时代领导诸侯的霸，在政治功能和道德性质上都颇相似，所以把它译做“霸”很适合。可是，从孟子开始，主观的道德教条淘空了‘霸’的经验道德内涵，把道德全归诸‘王’的专利。王霸对立、崇王贬霸的教条经儒家道统鼓吹，成为主流，淹没了有历史实践意义、与hegemon相似的霸的概念。所以今天“仁义霸权”在西方人眼中顺理成章，在中国人眼中却是自相矛盾的粉饰。 察看“王”、“霸”、“empire”、“hegemony” 的历史意义和教条化的过程，或可以减低误会，进一步了解现代世局。 在历史经验中产生的王、霸概念，原来兼有政治功能和道德性质双重意义。王统治人民，霸领导盟国，功能责任不同。两者各自履行职责，可以各有道义。王、霸不同，并不意味“王霸对立”的教条。 严格来说，王的主要功能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王”不一定指国王或皇帝，它可以广泛地指国家的最高政府。本文的主旨在探讨国际秩序，所以把“王”的涵义再推广，侧重它的外政，尤其是占领别的国家、统治别的民族。换言之，本文讨论王道，侧重它的帝国功能。在西方，empire的概念有悠久的历史。中文的“帝国”是个现代翻译名词。然而，中国先秦时代，尽管列国纷争，但诸侯上仍然有周天子称王。天子与帝国不同，但皆能显示有异于霸权的国际政治功能。 什么算是个帝国？《时代世界历史地图集》绘画史上68个帝国。没有一个流行的“帝国”概念可以适用于它们全部。帝国的统治者是皇帝？不一定；雅典帝国就是由民主政府统治的，罗马的帝国也是共和国赢得的。经过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到处占地殖民，我们今天说到帝国，首先想到的是个地域大国。这具有占领兼并含义的概念，是“帝国”的狭义。美国人所否认的，也是这狭义的帝国。2003年美军攻占巴格达后，小布什总统在航空母舰上发表“大功告成”Mission
Accomplished的演说：“别的国家攻入外国，就留下来占据盘剥。美国人打完仗后，只想回家。”美国打败外国，不占领但主宰控制。这种措施不是它发明的；大英帝国就主宰了印度近百年，要到1858年才正式兼并。为了与兼并败国的“正式帝国”辨别，现代学者把不兼并的主宰叫作“非正式的帝国”、“仁善的帝国”、或“霸主”hegemon。 Hegemon 与 imperium 古希腊的hegemon 是自愿联盟的领导统帅，与春秋五霸的意义相似，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经验概念。最显著的霸主例子是前五世纪上期，雅典领导希腊城邦，联盟抵抗波斯侵略。雅典人说他们为安全、荣誉、自利而战[5]。当然，大事复杂，动机很少单纯，多是三者参杂，轻重不同而已。希腊史笔注意到，争霸初期，荣誉为上；为了联盟福利，雅典让斯巴达做霸主，到斯巴达退位后才挑起重任。故此hegemon确带荣誉显赫的意味；联盟领导不但有权力，而且有使盟国信服的道德权威[6]。这道德意义显见于亚里士多德所说，正义之战的一种是“为我们争取霸主hegemon的领导地位，领导是为了属下的福利，不是为了奴役他们。”[7] 击退波斯后，希腊安全了。雅典的势力增长，自利的动机渐渐越过荣誉。它禁止联盟成员脱离，强逼盟外城邦加入。希腊城邦一贯保护邦内的私有地产权，不准外人置地，但雅典人仗着无敌海军撑腰，到处强买田地（这是私人购买，涉及地产的拥有权，不同国家兼并，涉及统治的主权）。雅典并未兼并盟国，只是主宰它们，强逼它们采用自己的民主政制、到自己那儿诉讼听判、纳贡以资自己大肆兴建。它如此建立的雅典帝国维持了五十年，直到前404年被斯巴达领导的联盟打败才收场[8]。雅典对国际关系的态度，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表露无遗。它的“强国为其所欲，弱国忍其无奈”一语[9]，成为后世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格言。 屈服的城邦痛恨雅典专横，叫它“暴君城邦”polis
tyrannos。雅典人并不自欺。面对盟邦叛变，伟大的民主领袖伯里克利鼓励雅典公民坚持下去，“否则我们会丧失我们的帝国，统治帝国所招来的仇恨也会危害我们……。我们的帝国现在已成暴君：当初我们也许不应该取它，但如今放弃它肯定十分危险。”[10] 由于雅典的行为和性能有所转变，希腊史笔停用hegemon 而叫雅典帝国arche。Arche最广泛的意义指统治，主要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政府统治叫做an-archia。国际关系一般是无政府主义 (anarchy)，能维持一点秩序的，历史上最显见的是arche 和hegemon, 帝国和霸权[11]。请注意，arche是个不带道德褒贬的中性名词，没有hegemon之誉，也没有polis
tyrannos之毁。一个帝国值得誉或毁，要看它的行为而定。国际形势复杂，中性名词便于客观分析，避免先入为主，被名词的道德色彩蒙蔽而起偏见成见。 政治领域在地图上红黄蓝绿一片片，看来很实在，但那不过是抽象图示上的实在。真的土地上，现实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即使现代的强大政府治下，很多国家的边境也甚疏漏，美国便为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的人流头痛不已。在有意识的关系中，使别人服从自己意向的权力可能比疆域更实际。即使野兽也能明白露出尖牙或夹着尾巴的意义。 政权可能由征战获得，维持政权需要适当的治理。战胜者可能志在抢掠，满载即退兵，这些我们可以不论。若战胜者有意主宰被征服者，它可以兼并土地、直接统治，也可以授权给代理人，间接统治。征服和统治并非一回事。打赢敌人比治理战败的人民容易得多了，这从小布什总统“大功告成”演说之后十多年，美国在伊拉克的尴尬处境可见一班。这道理中国先秦诸子早已洞若观火，吴起曰：“战胜易，守胜难。”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12]
所以东周列国时常宁可争霸结盟以维持国际均势。秦经商鞅变法而强大，但近百年来蚕食而已，忍着不鲸吞敌国。待它一下子兼并六国，扩张太快，治理不及，受反动覆亡，命运可与亚历山大的帝国相比。 罗马共和国一向热衷扩张权势，但并不热衷兼并疆域，宁愿间接主宰。为这缘故，有些现代学者把罗马共和国与地中海东部国家的关系叫做“霸权帝国”hegemonial
imperialism[13]。然而对罗马人来说，外加的形容词真是多余。Empire
一字源自罗马的imperium。罗马人是主宰别人的天才，他们的imperium
早已包括权力屈服和疆域占领双重涵义。他们的外交一贯懒得谈判，直截了当地送去一封最后通牒，说元老院命令你们如何如何；如不听令，便准备罗马兵团的来临吧。兵团无敌，胜后有系统地抢掠，告诫以后要听令，然后退兵，喜欢时再来。败国学会了服从罗马的imperium[14]。 希腊政治家兼学者普里卜斯写第一部罗马崛起史，把拉丁文imperium
译作希腊文arche[15]。Imperium最基本的意义是管辖指挥，尤其是罗马长官的最高权柄。Imperium
populi Romani 指罗马人民指挥别人的权力，权而已，不及地[16]。直到前一世纪中叶，共和国慢慢担起管治的责任，疆域之意才显，imperium Romanum
才有今天罗马帝国的意义，即外有疆界、内设行省、由位在罗马城的中央政府指派省督统治的集权地域大国[17]。中央政府由皇帝独裁，那是更后的事了。即使在皇帝时代，权力主宰的意义仍然重要。罗马人称imperium
orbis terrae权盖地球，虽然他们明知国界外大有疆域[18]。 如上述，西方传统说帝国、霸权，原有政治功能和道德性质双重意义。论政治功能，霸主领导盟国，左右它们但不兼并它们；帝国则可以控制扈从国，也可以兼并而直接统治。论道德性质，帝国无表示，霸权则带卓越之誉；霸主伟大在有能力兼并属下但自制不为，使盟国顺服的不是强力而是道德权威。功能和道德的意义，也可见于中国历史经验中产生的王、霸概念。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周旋结盟，合纵连横，维持均势五百多年，丰富的经验积下深厚的国际秩序智慧。前771 年平王东迁后，周王衰微，无能阻止列国纷争、夷狄入寇，遂有霸主兴起，应付危机。“霸”本通“伯”，意谓诸侯中的大哥。霸主纠合诸侯，主盟立约，禁抑篡弑，仲裁纠纷，有事时命令盟国出兵。五霸之首齐桓公，在“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缐”的时代奋起，得管仲相辅，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带领诸侯驱逐蛮夷，存危国，继灭国。荀子指出：“王争取人民，霸争取盟国，强争取土地。”[19]
霸领导盟国，政治功能有异于统治人民的王。 王和霸一样，有力制人，但宁愿服人以德。不过功能不同，德行的偏重也稍异。苏秦曰：“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20]
荀子曰：“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21]
王的对象是有血肉的人，善待子民，仁慈至要。霸的对象是较为抽象的国家，平辈论交，信义为上。与西方相照，霸和希腊的hegemon在功能和道德上都相似。阴谋穷兵的强国，也近乎polis
tyrannos。王的功能与empire相似，但加上empire 默然的道德赞颂。 信义相联，普世皆然。希腊人为荣誉而战，而能守信诺是荣誉的重要条件之一。罗马的西塞罗说：“公义的基石是信用，是真诚地坚守我们的许诺和契约。”[22] 罗马人的fides 与中国人的“信”一样，同是道德圭臬。不及理想的行为当然不少，但两地人民都曾努力保持自己的信誉。罗马人不遗余力履行誓言。例如，汉尼拔在坎尼大捷后获得大批罗马战俘。他放10个去向罗马商谈赎金，要他们宣誓事后回来。罗马本着“不胜宁死”的风格，拒绝赎俘。九个战俘守誓回去，明知此去不死便被卖为奴。那第十个说自己因为拿东西而曾经回去过了，以为可以狡脱。罗马人怒他违誓辱国，把他绑着送回去[23]。齐桓公初霸诸侯时，与鲁庄公相会结盟，被曹沫劫盟，在刀尖威胁下答应尽归以往所侵的鲁地。事后他大怒，有意背约，管仲曰：“你如果贪小利，自己一时快乐，但会因为背弃信诺而失掉天下的拥戴。不如把地还给他吧。”桓公果然把侵占的疆域归还给鲁[24]。 其他春秋霸主不及齐桓公，但亦不乏仁义之举。秦穆公有“泛舟之役”；他不顾晋惠公忘恩负义，两次救援晋国的饥荒，说：“晋国的君主邪恶，晋国的人民何罪？”“我怨恨晋君但怜悯晋民”。秦人泛舟运粮救灾，从秦都雍顺渭水、黄河到晋都绛，络绎相继[25]。晋文公守诺，在城濮与楚对阵前退避三舍[26]。宋襄公守礼，不肯趁楚军渡河时半济而击[27]。楚庄王败晋得霸后，不肯作京观示威，详论义战武德，说自己有所不及[28]。 无数中西历史事迹显示，霸和hegemon是经验概念，在实践中产生，有活生生的厚实内容。霸主有功绩，而且其功绩得力不少于令盟国甘心拥戴的德行。当然，政治上因素纠缠，实际决策很多时难免自利，霸主亦然，不用吹毛求疵便能指出很多缺点。然而，如楚庄王般有自知之明，却远胜于不顾现实、空唱‘道德’者自欺欺人。 今天西方学者说美国是国际霸主，意义正是源自希腊传统的hegemon，本身就带着道德涵义。说霸权是“仁义帝国”benevolent
empire，春秋时代的中国人不会反对。可是后代的中国人听来却甚逆耳；今天“霸”字马上使人想起毫无道义的横行恶霸。这转变的原因是，“霸”的概念在中国思想史道德专利化中遭一大劫，被剥去原有的道德涵义，打入牛棚。 子贡问管仲，孔子答道：“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恩惠。”[29]
孟子说：“孔子的门徒从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所以这些事迹没有流传到后世，我也没听到过。”[30] 孔子对子路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以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31] 孟子说：“你怎能竟然拿我与管仲相比？”他在齐国任卿，不忿齐人敬戴管仲，说他功绩卑小，自己“不为管仲”，不齿与他为伍[32]。 孟子曰：“五霸是三王的罪人。”[33] 他不看政治功能，专注道德性质，以偏狭的道德教条，扭曲历史上经验的王、霸概念，把它们变成先验的教条概念‘王’、‘霸’。‘王’与‘霸’截然对立，‘王’道“依靠道德而实行仁义”，无上崇高；‘霸’道“依仗实力而假借仁义之名”，思想不正确，谈一下也可耻[34]。‘道德’成为‘王’的专利，‘霸’不得指染。‘霸’从一个褒词变成一个贬词，抛弃掉厚实的历史知识，变成空泛的意识形态。由此产生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意念：‘王’有道义，‘霸’无道义。
希腊人改口，不叫雅典hegemon 而叫它polis
tyrannos，是因为雅典改变了作风。相反地，孔子和孟子所评论的，是同样的齐桓公和管仲，不过孟子改变了道德评价的标准。为什么孔子赞许管仲的仁德，而孟子却谴责五霸假仁？问题的结症在“仁”和“道德”的内容。什么是“道德”？这是伦理学上的重要问题，必须深入研究。皮毛地说，孔子论人事兼顾动机行为、环境因果，全面考虑；孟子则把人事极端化、心理化、教条化。孟子的王霸对立，是基于他义利对立之说。他把义和利斩断为两个互不兼容的极端，凡是想利便是不义。例如宋牼以利害说秦楚罢兵，便被他指责为害仁义[35]。孟子只看行事的动机，而且要求动机纯粹仁义，不涉任何功利之想，否则便是假仁。汉朝力倡独专儒术的董仲舒解释：“仁义的人，讲正义而不谋利，标明道德而不计功绩，所以孔子门下，五尺高的小童也羞耻言及五霸，因为他们把诈力放在仁义之前。”[36] 经过宋朝道学的鼓吹，‘义’‘利’对立、‘王’‘霸’对立，非善即恶的两极思想成为儒家道统的教条。 道统不是儒家全部，但却是它的主流，影响至大。‘义利对立、王霸对立’的两极思想主观武断，大刀阔斧，垄断‘仁义’。与春秋五霸的经验概念相反，‘王霸对立’是先验的、不受经验核实的。‘王’与‘霸’的行为功绩可能相同，他们的分别全在动机是否纯正、思想是否正确。正确思想的标准由谁决定？人的动机复杂隐蔽，你说谁能判断你的动机是否纯正？周武王伐纣灭商，齐桓公抵抗蛮夷入侵，大家同样依仗武力，但孟子判断武王是“至仁”、桓公是“假仁”[37]。他绝对肯定自己的判断；当人们指出《尚书·武成》篇记载伐纣的战事惨烈，他一口咬定《武成》是虚构，因为“至仁”的武王不会做出这等事来。‘王’
‘霸’之分，全是他主观的先验武断。 要分清某人在某事上的动机，例如秦穆公救晋国人民的饥荒，是真仁还是假仁，已是不容易、要慎重衡量了。孟子的武断的远远不止个别行动。他清算人的一生，甚至一大类人的全生，一顶“假仁”的大帽子漫天盖下，把春秋五霸统统打尽，使他们的全部事迹蒙尘。现实中有很多无奈的丑恶，军国大事牵连广阔，是非因素纠缠。空口说说容易，但要真正解决现实困难、寻找可行的方法，难免作痛苦的妥协取舍。然而，非白即黑的两极框框不能容纳是非参杂的解决。孟子以“大罪”横扫踏实负责军事、外交、经济的人才：“善战的人应受最高的刑罚，连络诸侯的人应受次等刑罚，领导开垦荒地的人应受再次等刑罚。”[38] 孟子眼中不纯白的东西全扫到‘霸道’的黑帽子下去了，剩下纯白至仁的‘王道’是什么？‘仁义’‘道德’的理想高远漂亮，但这理想脱离现实、无法实行，所以有“王道迂阔”的成语。捧颂最甚的南宋道学家朱熹也承认，‘王道’一千五百年之间“未尝一日得于天地之间”[39]。儒家道统对‘王道’的解释空疏笼统，多举尧、舜、汤、武几个圣王典范，可惜这些典范也是包装辉煌、内容腐朽的样板。空洞的口号教条最有效于道学家垄断‘道德’、自高身价，宣传骂战、打击异己。一碰到现实问题就错漏误事。 就拿舜这个‘王道’典范作例吧。舜明知弟弟象是个谋财害命的坏蛋，但仍然因为爱他而叫他去管辖臣民；做了王之后，诛杀政敌，却封弟弟为侯。孟子的弟子抗议说舜不公平。孟子却极力为圣王辩护，赞他亲亲仁爱，绝不承认他有任何瑕疵[40]。无辜的人民在象这个恶棍的管辖下会有什么遭遇，被一脚踢到纯白框框之外，看不见了。 冷战时代，美国、苏联一个举‘自由民主’，一个举‘共产主义’，各自宣称自己正义，对方邪恶，与孟子的‘王道’相似。这些道德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口号可以煽动自己人的热情，但对协商解决国际问题，有碍无助。反而是宣传减热时谈判进展。同样的，不把‘道德’的大教条作为政治的先决基础，并不意味决策不讲道德。西方俗语谓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世事复杂，黑白斑驳。是非藏在切实的细节里。真实的道德必须小心分析，不是像‘道德’口号般喊你黑我白。就说暴君城邦雅典吧，镇压了臣属城邦米塔兰尼的反叛之后，雅典政府下令屠城示威，以儆后者。然而第二天，很多人感到不安，认为只杀造反有罪的人便够了，不应祸及无辜。于是再次召开公民大会辩论，最后表决，反对派险胜，派快船去追回屠城成命[41]。会议上双方的辩词翔实，显示即使典型的现实主义也会考虑到很多道德问题。这种考虑在细微处切实，颇能影响理性决策，但容易被‘道德’专利下的大口号窒息。比较雅典和孟子的舜，你说谁的道德高一点？ 让我们就两个先秦例子，看看真正的霸主和孟子理想的‘王道’怎样应付邻国的不轨内政。春秋时楚吞并陈，战国时齐吞并燕。楚庄王是五霸之末。孟子在齐任卿，虽然不是宰相，但对吞并燕的政见被齐王采纳，很可显示‘王道’怎样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 陈国的夏征舒不甘侮辱而弑君。楚庄王入陈讨罪，诛杀了夏征舒，顺便吞掉陈国。盟国都恭贺他。然而，申叔责怪他罚不当罪。就像有人的牛踩了别人的禾田，牛主是有罪应罚，但如果田主因此而把牛抢去，就是罚得太重，不合理了。楚庄王说：“责备得好，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他于是册立陈君，让陈复国[42]。 燕王哙学尧舜，让位给相国子之，太子平不服造反，燕国内乱。齐趁乱攻打燕，轻易全胜。齐宣王认为是天意，想吞掉燕国，问孟子的意见。孟子回答说如果吞并而燕国人民喜欢，那便吞并。齐伐燕而无敌，可见燕民认为齐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欢欣得很。所以齐应该效法商汤灭夏、周武灭商而王天下的典范，顺民心而吞并燕[43]。齐王听了孟子的话，吞并了燕。列国不甘，赵国带头合谋伐齐救燕。魏、韩、秦、楚分别进攻齐本土和被齐占领的燕地。赵派人护送住在韩的燕公子职返国，助燕人立他为燕昭王。燕人起而反齐，齐只得弃燕而退[44]。 霸主要负起禁篡解纷、维持秩序的责任，要有实力，遇事也要公平处理，即所谓“立义者霸”。楚取陈比齐取燕更容易，而且诸侯庆贺、陈人没露反意，楚庄王可自誉得民心了。然而他看到兼并有失国际公道，自动放弃，从行动中表现真正霸道的道义。从实践经验所得的类似道德知识，《春秋左传》就记载了不少。孟子若不是把它们一笔抹煞，对齐宣王应否吞并燕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劝告。 孟子的吞并论全然不顾楚庄王考虑到的国际秩序。战国七雄合纵连横，就是要保持国际的势力均衡。齐吞了燕，国力倍增，国际势力一边倒，其它五国当然不会坐视[45]。均势的道理是纵横家的核心概念，《战国策》中俯拾皆是。不过这是孟子鄙视的‘霸道’思想，他要留待列国有所行动、不得已时才吞吞吐吐地说出来[46]。他的‘王道’之论，与他平常不离口的“仁者无敌”的道德高调一贯，挑拨感情，主观动听，但与现实脱节。燕国内乱，齐军入侵，燕人真如孟子臆断般认为齐来是拯救百姓、而不认为它是来趁火打劫？齐轻易得胜，真如孟子臆断般是因为民心向齐，而不是因为乱国边防废弛、齐检了个大便宜？燕国八百年基业，一旦被灭，宗室贵族的既有权益化为乌有，他们怎会欢喜、有力反时怎会不反？这些真实的民意问题，满口‘民心’的孟不屑一顾。他只是高举汤、武圣王的样板，而这些样板缺乏切实细节，唯一内容是万民歌功颂德，难怪宣王听得飘飘然，决定效汤、武而灭燕了。 孟子以‘王道’鼓励齐王灭燕，美国入侵伊拉克是霸道[47]。其实两者颇有相似之处。两者出兵都有漂亮但微弱的理由，以掩盖其另有的居心。美国指控胡叁匿藏大杀伤武器，其实是虚构罪名。孟子说燕王没有周王之命而擅自禅让，所以可伐[48]，其实是连他自己都骗不了的粉饰；当时周王的权威全失，孟子从来不理王命，怂恿齐王吞并燕时便绝口不提。两者进军皆势如破竹。才战胜，美国便飘飘然喊“大功告成”，孟子则唱“商汤周武”。美国宣传伊拉克人民满街歌舞，庆祝美军把他们从胡叁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就如孟子所谓燕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一个喊‘自由民主’，一个唱‘仁义道德’。美国安排伊拉克普选，孟子鼓吹‘仁政’。美国自称赢得伊拉克人民的感情与理智hearts
and mind，孟子说齐王赢得燕人民心，其实两者皆没有花功夫去了解被征服人民的意向。两个自大狂都没考虑到国际关系，美国不看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反应，就如齐不顾赵魏韩楚秦的反应。美国的阿布格拉埃监狱及其酷刑，就像齐兵的暴虐，但两者都不是最高决策者的意愿。美国解散胡叁的政府和军队，齐国废燕王位，结果同遭反叛暴乱。燕昭王恨齐趁己乱，蓄意复仇，惨淡经营二十八年，合五国伐齐，乐毅下齐城七十，入齐都临淄。齐一蹶不振，祸源实是取燕之举。美国在伊拉克如何收场，还待下回分解。 实际环境中，‘王’‘霸’之辨，真如孟子所说般黑白分明吗？儒家独专中国后，二千年来，‘王道’无一日实行，只是为皇朝的统治精英提供了垄断‘道德’、排斥异己的口号教条。在今天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它或能提供阻碍理性洽谈的宣传，但能有什么建设性的贡献？ （2015年3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