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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政治思想的实践：齐取燕策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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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合纵连横，保持均势二百多年。秦一举灭六国之前，一雄吞并另一雄，只有齐取燕。齐吞掉燕，虽然因为五国干涉，只守了二年，但积怨后果深远。那时孟子在齐任卿，取燕是他一生参与的最重大事件。决策不在他，但他对伐燕、取燕、弃燕的政见，说出来的全被齐王采纳，切实地表现出孟子“仁政”的泛道德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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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约四十岁开始离家远游，二十多年来，到处接获贵族的黄金礼物[1]，带着数十车辆、数百从人，从一个诸侯吃到另一诸侯[2],谒见魏国梁惠王、襄王，齐国宣王等。做官从士、大夫，直至齐卿，俸禄高达十万钟[3]。齐宣王常常与孟子谈论，很敬重他，就如孟子的朋友说，“我只看见王尊敬你，却看不到你怎样尊敬王”[4]。对孟子切实可行的提议和批评，齐王接受，甚至道歉说：“这是寡人的罪过。”[5] 孟子在齐不是主持国政的宰相，但颇有权位，大有机会申展泽民救世的抱负，以致他的弟子兴奋地问：“先生您在齐大权，管仲、晏子之功业可以再度复兴吗？”[6] 孟子从政多年，鼓吹仁政救世，但无甚功绩可陈。最后辞官离齐时，对位列三卿但上没有纠正君主，下没有造福人民的批评，只能说：“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7] 儒家解释说他不得志是因为一意援天下以道，不肯枉道事君。司马迁在《史记》里解释，则说孟子之道“迂远而阔于事情”[8]。孟子持以救世的“道”是什么？ 为什么他高官厚禄而没有作为？
让我们从一个具体事件中寻求答案吧。 《孟子》所载孟子参与的实际政事不多，其中以齐吞并燕一事最为详备。事起齐宣王六年（前314年），历时二年。孟子已是长者，在齐眼见宣王即位，事发时任卿的官职。事件自始至终各阶段，他都有实时政论，但不都实时劝谏齐王。齐出兵打燕之前，他认为齐伐燕不义，但没有向齐王提出来。战胜后，他鼓励齐王效法成汤灭夏、武王灭商之道，吞并燕、进而王天下。五国动员伐齐救燕时，他责怪齐王不能行汤武之道，转而提议齐放弃燕。这两次劝告，齐王都聆听接纳，付诸实行。齐吞并燕失败后数月，孟子辞官，悻悻然说：“齐王假如用我，何止齐人得到太平，天下人民都可以得到太平。”[9] 儒家对此事的评解是，齐王不听孟子的劝告，所以失败。本文深入分析孟子在考虑出兵、考虑吞并、列国反应时考虑放弃、事后检讨，各阶段中的具体政见，
指出儒家的评论是断章取义、争功卸责、为贤者讳。其实孟子在每一阶段上，表现都有道义上可非议之处；整个事件上看，更显得反复矛盾。他坚持不舍、不因经验教训而反省的“道”，是一种脱离现实、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这种高远迂阔的“道”说来动听，大利于宣传、让自命“人民救星”者攻击异己、往自己脸上贴金，深得历来统治精英的喜爱。然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用到实际政治决策上，容易使千万无辜的人民罹难。1959年前后的大跃经，便起自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它导致的大饥荒，今天不少人曾经身受。齐取燕事件直接导致的死难没那么大规模，但它所表现的不顾现实盲目自是，成为皇朝独尊的儒家的教条，二千年来不知祸及多少人。 前284年，燕昭王遂积心服仇之志，合五国伐齐。乐毅率燕军入齐都临淄，并攻下齐国七十个城池，过所有城池的半数[10]。齐自此一蹶不振，沦为弱国。这次大祸的起源在30年前。那时距离商鞅变法完不及十年，秦国锋芒初露，但国力恐怕还未及在马陵战役胜魏的齐。齐国趁燕国内乱，攻打吞并了它。后来赵、魏、韩、楚、秦伐齐救燕，燕人起而自立新君，齐不得已而弃燕，但已结下冤仇。再溯因缘，我们可以追问导致燕国内乱的根由。这祸源令人惊奇：尧舜之道；燕王学圣人、搞禅让。
周朝行宗法封建，君王卿一贯世袭，用人以亲亲为上。墨子开始提倡尚贤，不计血缘出身，即使工农，有能力则抬举，使他高爵任事。他称道尧提拔舜，将政事交给他，以致天下太平[11]。儒家发扬这观点，到战国中期，已描绘出一幅完美的尧舜圣王图画，包括禅让之事。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中，便有儒家文章极赞“唐虞之道，禅而不传”，说古圣王壮年时尽力治理天下；年迈力衰，四肢倦惰，耳聋目昏，便自动退位，禅天下而授贤，自己退休养生。这样做利天下而不以天下利自己，乃“圣之盛也”。 当时这些理想不止是书生空论。燕王哙苦身忧民，亲自下地耕田，与民同劳，内无台榭女乐，外不操戈田猎。他行事以圣王为典范，老不能听政，便把国事全交给相国子之，自己反而为臣[12]。然而，不论儒生口上怎么说，真的实行禅让，危害世袭贵族的既有利益，整个统治阶层都如刺在肉。燕国内，太子平不服，与将军市被合谋反抗子之，引致内乱。国外，诸侯们也虎视眈眈。 采取行动之一是燕邻小国中山。中山出兵伐燕，赢得疆土城池，并选燕国精铜铸鼎与方壶、铭文记载自己的辉煌义举，谴责燕王禅让，以儆戒后世君王。中山王方壶的铭文痛斥燕王哙“不辨大义，不忌诸侯，而君臣易位。对内，断绝召公的基业，灭绝对先王的祭祀。对外，使子之朝觐天子的庙堂、与诸侯相会派次序。这样是上逆天意，下违人心……。我愿跟随各国大夫去平定燕乱。”鼎文更颂扬“出兵征伐不义之邦，奋枹振铎，辟启封疆。”这鼎和方壶1977年在河北中山王墓出土，提供宝贵数据，助我们明白取燕事件的国际政治气候[13]。 齐人对燕的情况也很注意。相国子储对宣齐王说：“现在去攻打，一定能破燕。”齐王派人对太子平说：“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齐国愿意听从太子您的差遣。”太子有了撑腰，聚众攻打子之，不胜。将军市被倒向子之，与百姓反攻太子平。燕国内随机数月，死者数万，燕人恫怨，贵族离意。 《战国策》和《史记》记载此事，皆紧接着说：“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14] 《孟子》的说法不同。以下评述跟据《孟子》。不论真假，这是孟子的自我形象，更能表达他的思想。 《孟子》没有提到孟子举周文王、武王的典范劝齐王攻打燕国，只记载出兵后，孟子回答是否曾经劝齐伐燕的问题（原文见附录）：孟子说：没有。沈同以私人身份问我：“燕可伐吗？”我回答道：“可伐。因为子哙不能把燕国让给别人，相国子之也不能从子哙手中接受燕国。就像你喜欢某人，不经王命便私下把官爵俸禄送让给他，他也不经王命便私下接受你的爵禄。子哙、子之也是同样的私相授受，这怎么行？”他们就这样去攻打燕国了。他假如跟着问我：“谁可以伐燕？”我会回答：“只有天吏才可以征伐。”譬如有个杀人犯，有人问我，“这人可杀吗？”我会答道，“可杀。”假若他再问，“谁可以杀他？”我会回答，“只有治狱官才可以杀。”如今以与燕国同样残暴的齐国去伐燕，我为什么要去劝他？[15] 孟子明言燕可伐，但压下不说齐不可伐燕。他没说的比他明说的更重要。我们分析，从他所说的开始。 问燕是否可伐，就是问燕是否有应得惩罚的罪行、武力惩罚它是否合理合义。动兵必定伤人。中国传统一向认为兵是凶器，不得已才用。当然，抢地掠民的战争多的是，但一般都认为是不义，例如春秋时楚庄王虽然胜晋称霸，但自己否认这是值得宣扬的仁义战功[16]。义战至少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行。 姑勿论他们暗下是否参杂别的动机，孟子、齐王、中山王明目标伐燕理由都是要维护封建道义，但偏重不同。齐王举君臣父子之义，中山王外加上诸侯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理由相比，孟子说没有王命不可禅让，粉饰性最重。那时不止大国诸侯，连小国如中山都自称为王了。周早已权威荡然、分裂为东西两个争执不休的小国了，燕王根本无法求取王命。孟子游说齐王、魏王，怂恿他们王天下，从来没有把周王放在眼下[17]。如果燕君无王命而禅让是不义，那么齐国无王命而兼并燕同样不义，但齐胜燕后孟子赞同兼并，却绝口不提王命[18]。前后矛盾，显示他自己也不重视这理由。伐燕是动干戈的伤民大事。孟子为此微弱的理由赞同动兵，似乎把“义”的标准放得太低了。 如果我们把“王命”的意义引申为国际秩序，那么孟子的理由可以这样说：世袭是天下的统治阶层都奉行的制度。燕王禅让扰乱了这制度，动乱可能传染到别的国家，因而危害天下秩序，所以应得惩罚遏止。归根结底，伐燕的主旨是惩罚禅让、维护世袭，推广来说是政治权力转移的问题。我们也放宽眼界，看孟子对这问题的思想吧。 夏商周三代下来，世袭制与它造成的权贵既得利益早已根深蒂固。孔子曰：“吾从周。”孟子也很拥护世袭制，劝齐宣王加强世袭大臣[19]；做官的子孙后代都享受世袭俸禄更是他仁政的两大基柱之一[20]。世袭制维持一家一姓的朝代。至于转朝换代，历史提供两个模式，一是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二是商汤灭夏、周武灭商，凭征伐夺取政权。儒家崇拜古圣贤，为它们蒙上圣光。 汤武之道是孟子赞同齐吞并燕的主要论据，我们留待以下详论。孟子“言必称尧舜”[21]，但对禅让传贤却不特别称许，认为它原则上与世袭传子并无分别：“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这一贯之义就是天意：“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舜的王位不是尧禅让给他的，而是天给予他的[22]。学者指出，孟子的思想很倚重天命天意的权威。古代的“天”本来是个有意识人格的神，周武王伐纣，便自称奉了天的命令。到春秋时代，民智日开，天逐渐抽象化，神格消退，不再插手人间是非了[23]。春秋晚年郑国的子产已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24] 二百年后，孟子思想复古，提倡君权天授[25]。弟子不明追问，那么天怎样把天下给予某人？他答道天意在民意中显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6] 民意驳杂，七嘴八舌，又怎知谁是天意的代表？没有稳定的制度征取民意、寻求同意、安抚异见，是否谁夺得王位、坐稳王位，谁就算是得民心、获天命？控制舆论的政治精英满口“人民”，玩弄“民意”，制造“民意”，挟“民意”以自高，表达的其实是普罗大众的向望、还是他们自己的意向？让我们在具体问题上探索孟子的答案吧。 燕国内乱，可以说是民意不一，互起冲突。若真的尊重民意，应该让燕人自己去解决矛盾，外国不应横加干涉。燕民之意，未必合孟子之意、齐王之意。假如燕人最后赞同禅让，外国人凭什么指责他们不义？内乱是残酷，但外国侵略，又何尝不残暴？ 孟子心中认为只有天吏才可以伐燕。“天吏”有两种意义，齐国两种都不及格。 伐燕论中，孟子把天吏比作有权向犯人施刑的治狱官。从此可见，“天吏”指官方权力，即是必须有王命才可以征伐，与必须有王命才可以禅让同一道理。齐没有王命，所以不可伐燕，言正理顺。 若我们不单看伐燕论，可以发现另一种天吏。“仁者无敌”是孟子的口头禅。有一次他加上一句：“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27] 这意义下，只有行仁政的仁君率领不肆暴虐的仁师，才可以征伐。孟子明显地表示齐不是天吏。他常责怪齐王不肯施行仁政，责备齐人无一个以仁义劝说齐王，甚至当面批评齐王“四境之内不治”[28]。他久居齐国，熟悉它的情形，认为它和燕同样暴虐。“以燕伐燕”，当然不可以[29]。 孟子说，“以燕伐燕，我为什么要去劝他？”两暴相残，黎民遭殃。孟子没有理由去劝成，但却大有理由去劝止。那时齐国正在考虑是否要攻打燕国，孟子“齐不可以伐燕”的道义对决策非常重要。为什么他缄口不言？ 孟子说他不说，因为沈同没有挑明问他。齐国君臣商讨伐燕几个月了，语境应该相当清楚谁想打燕。不过沈同措辞含糊，孟子不屑对他说明，也是小事。但对齐王就不同了。 当时孟子在齐国做官，有职守，有言责。就算齐王不来问他，他也有职责自动向齐王明舒己见，直谏说齐不是天吏，伐燕不义。假如齐王不听，他可以辞官离去。孟子很会督促别人负言责,一次催人道：你做了几个月官，应向齐王进言了，谏而不听便要辞官。那时齐人评议道：“孟子说别人说得很好。他自己所为，我就不知怎样说了。”[30] 用在伐燕事上，这评议相当合适。 兵祸使广大人民罹难，人所尽知。大军逞凶处不止沙场。远征的兵马需要粮草，而运粮不易，所以很多时军队就地取粮以资补给，孙子所谓：“因粮于敌”。即使军纪严明，数万人马驻营觅粮、建造工事，也难免困扰黎民。墨子形容当时军队“入了敌国边境，便收割庄稼，斩伐树木，折毁城郭，填塞沟池，夺杀牲口。”[31] 所以不必蓄意暴虐，也会产生“田园寥落干戈后”，“大军过后必有凶年”的现象。若军纪松弛，士兵抢杀强奸，如墨子形容，“烧毁宗庙，屠杀万民，残害老幼，搬走寳器”，更不堪说了。战国时的一般军队作风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猜度，孟子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32]， 战火频繁是主要原因之一。孟子说战国所有的国君都“嗜杀人”[33]，从未有一词说齐王例外，或齐军比其它军队好。他熟悉“糜烂其民”的齐、魏马陵之役[34]。前332年齐趁燕丧攻燕，他正在齐国[35]。对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他切齿痛恨，认为陈战是“大罪”，提倡“善战的人应受最重的刑罚”[36]。孟子平时以爱民救世自许。现在眼见与燕一般残暴的齐将要兴兵，无数黎民将遭殄戮，有恻隐之心的人，就算没有官职言责也会极力劝阻，即如宋牼千里奔波、劝秦楚不要动兵[37]。与宋牼相反，孟子安坐齐国，袖手不言。俗语说，要看人真心珍惜什么，别听他嘴上说什么，看他火灾时抢救什么。兵灾将临时，孟子并未抢救黎民。 前314 年，齐宣王使匡章为将，率领常驻北方和五个都城的军队，大举伐燕。燕人疲于内乱，将军身死，边防废弛。齐军长驱直入，五十天便大获全胜，杀掉燕王哙与子之。至于太子平的下落，史书有两种说法。一说他仍在，二年后被燕人立为燕昭王[38]。一说他已死[39]；燕昭王是那时住在韩国的公子职，由赵武灵王派人护送回燕[40]。不论他是谁，燕昭王恨齐趁己之危，蓄意报仇。他最恨齐的，不是伐燕而是取燕；“取”即是吞并，“取燕”即是灭燕。 吴起提炼东周列国的经验，总结国际关系的智慧：“战胜易，守胜难。”[41] 战胜后的政治安排是整个战事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也是最困难的措施。处理得好，可以凝聚胜利果实，长治久安。处理不好，战功尽废不说，还可能反遭其祸。举个现代人熟悉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胜利的盟军一味刻薄战败的德国，使德人痛恨，二十年后卷土重来。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吸取经验，宽厚安置，赢得长期和平。 齐伐燕轻易告捷，如何安排败国政治、如何守住胜利果实？当时齐人分开吞并派和反对派，各自提倡一种常见的安排。吞并是不消说了，然而春秋五霸虽然有吞并的能力和机会，有时也选择不吞并而保存无君之国。例如卫懿公虐其民，后来被入侵的狄人杀死。齐桓公驱逐狄人后不趁机吞掉卫，反而帮助卫人重建城廓[42]。又例如，陈人弑君，楚庄王入陈诛杀罪魁，但后来认识到灭陈不合义，所以册立陈君，让陈复国。他们的公平处理使诸侯心服[43]。 怎样处理燕？吞并对齐的利益最大，但对燕最刻毒、最惹燕人仇恨反抗。燕是传统悠长的大国，燕人富慷慨悲歌的精神，吞并后不易治理，弄磕了麻烦巨大。不吞并，就在燕国宗室中选亲齐的公子，立他为燕王，帮他坐稳王位，然后退兵。如此齐显平息燕乱之义，邀所立燕王之恩，甚至可以使燕王臣服。 齐宣王问孟子道：“有些人劝我吞并燕国，有些人劝我不要吞并。我想，以万乘大国击打万乘大国，五十天便攻下了，这不是人力可为。假如不吞并，违背天意，必有灾祸。吞并了它，你怎么说？” 孟子答道：“如果吞并而燕国人民喜欢，那便吞并；从前周武王便这么做。如果吞并而燕国人民不喜欢，那便别吞并；从前周文王便这么做。万乘大国攻打万乘大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还有什么别的意思？不过是逃避水深火热罢了。如果水益深、火益热，亦运而已矣。”[44] 他俩都没有提到太子平，想他是死了。否则齐王本来答应帮他平乱，现在要背约吞并，孟子应该会提出道义问题。 孟子举圣王的典范作答，是他一贯的“王道”“救世”议论主题，也是他在整个事件中策对的重心。一年多后，列国合谋伐齐救燕，齐王询问对策，他也先重弹此调才说别的。我引在这儿，一并分析： 孟子说：“我只听说过以七十里地起家而得天下的，商汤就是了；未听说过拥地千里的国家畏怕别国的。《尚书》说，‘汤开始时攻打葛国。’天下人相信他。他攻东方，西夷怨；他攻南方，北狄怨，都说，为什么把我放在后面？百姓盼望商汤就像久旱盼望乌云。汤的征伐到处，市集不停，耕者下地，诛其君而恤其民，就像及时雨，人民欢欣异常。《尚书》又说，‘等得王的来临，我们可以复活重生。’如今燕虐其民，大王您去征讨，燕民认为您将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45] 商成汤灭夏，周武王灭商，皆靠攻伐吞并、夺取政权。儒家举“汤武之道”为光辉的典范，有双重意义。一是说他们战争时的行为良好，秋毫不犯，所以耕市依旧。二是说他们吞并而成王业。假如孟子在伐燕之前举汤、武的典范，可以警戒齐王小心军纪，但他沉默不言。战胜后说汤、武，意义主要在吞并；说文王，意义在王天下的第一步；文王未能灭商，但征战扩土，灭了崇和其它国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武王建下了灭商的基业[46]。孟子以他们的典范怂恿齐王灭燕、作为王业之始，想是说得起劲，众所周知；后来事情不谐时就有人批评他：“看不到齐王无能做汤、武，是不明智。”[47] 我猜人们误以为孟子劝齐伐燕，也是因此而起。他说“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 [48]，劝齐王抓住时机做的，其实不是伐燕而是灭燕。他的取燕论大说燕虐民而齐救世，难怪人们误会，以为他也起初也曾经劝说齐王兴义师，没想到其实他那时认为齐与燕同样暴虐。 孟子取燕论的逻辑简单。大前提：如果燕人喜欢便可以吞并；小前提：燕人捧着饮食欢迎王师，欣喜得很；结论：齐应该顺民心，效法汤、武，吞并燕。他的大前提漠视现实的国际秩序，小前提漠视燕人的真实意向。结论惹祸，不足为奇。 孟子的取燕论，处处与他的伐燕论相悖，只除了一点，他没说的比他所说的重要。伐燕理由的重点，封建道义或其引申的国际关系，在吞并论的大前提中影儿都不见了。他的取燕论绝不理会国家主权、国际秩序，有点像现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只要宣传些“保护人权”“推广民主”，便不止可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可以占领吞并。 古代没有现代的爱国观念，但宗法、忠君的道义是有的，孟子、齐王、中山王便凭它谴责燕王禅让。齐吞并燕，比燕王禅让更无道、更不义、更扰乱国际秩序、更惹公愤、更危险。两者皆断绝燕召公的基业，但禅让不过是一国内政，而且让者情愿；吞并却直接影响天下势力的分布，而且吞者横蛮。前者可伐，后者更可伐了。春秋战国时代，贵族争权内乱的事常见，《左传》里就有不少记载。外国插手相帮某派也有，但趁乱吞并却绝对不是义举。例如秦穆公三次帮助晋国平定续位之乱，也没有起吞并之心。而且像燕、齐那样平等的万乘大国，合并了国力倍增，威胁其它本来平等的大国，当然会成为众矢之的。战国七雄合纵连横，打来打去，彼此蚕食，但长久没有兼并，就是要保持国际的势力均衡。均势的道理是纵横家的中心思想，《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孟子也知道，不过按下不说，要等到列国厉兵秣马时才提出来罢了。决策时闭着眼睛，到碰壁时才开眼看现实，但祸已闯下了。 孟子的伐燕、取燕、弃燕三论，对齐的褒贬甚为蹊跷。伐燕论说齐的暴虐不下于燕，弃燕论也说齐杀人父兄、虏人子弟[49]。唯独在中间的取燕论，齐变成了“王师”，“王道”的王[50]。三论时隔不过二年，齐王齐军的道德性质行为真的过山车也似的大上大落吗？ 取燕论的小前提举出一个新理由说燕可伐：燕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为什么伐燕论不提这理由？那时孟子认为，燕之暴虐和齐差不多，并不特别出众。假如它就能构成义战的理由，那么随便攻打那一国都可以自称义师了。这是伐燕事前的客观看法。然而，到齐伐燕而全胜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败家无能置辩，赢家主宰宣传，大可魔化败家、圣化自己。宣传是汤武之道的一大秘诀，就如子贡指出，客观看，纣王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周人宣传中的恶魔；因为他打败了，所以天下万恶都推到他身上去了[51]。在这种道德宣传下，战败的燕国多了一个虐民的可伐的理由，胜利的齐军变成了拯民救世的王师 ---- 直到它吞并失败。 孟子的汤、武故事是圣王的样板：敌国暴虐人民，圣王征伐解救，极得民心拥戴。这宣传样板与事实相符吗？燕国贵族争权，内乱祸及人民，就像有人打架碰翻油灯、造成火灾。齐军入侵，燕人会认为他们是来救火，抑或是来趁火打劫？厌恶内乱是一回事，认为齐师是救主是另一回事。连孟子也知道齐和燕一般暴虐，燕人会不知道吗？他们对齐的行径有经验。十八年前燕易王初立，齐趁燕丧袭击，抢去十城[52]，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出征的是齐国惯战长备的技击之士，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能得到八两金子的赏赐[53]，虏杀抢寳等勾当，他们真的在伐燕时忍住不干，要等到灭燕后才开斋吗？“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是圣王样板戏的术语，孟子惯用同样字眼形容百姓欢迎商汤[54]。这术语用在伐燕的齐军上，是客观报道，还是主观宣传？孟子曾否寻求前线和占领区的的现实真相？ 取燕论所根据的事实，是齐军胜得出乎意料的容易。齐王以为是天意，孟子迎合。如上述，孟子提倡君权天授，但天不言，只以行动和事件示意；而天意的重要显示就是在民意的趋向[55]。如今齐无敌，孟子说这证明它获得燕人的支持。人民追附仁君，如同他们渴望汤、武，于是齐军便因为无敌而变成了“王师”。解释这具体事件，孟子所用的逻辑不是他平时的口号“仁者无敌”，而是“无敌者仁”。 孟子和齐王都没有考虑到齐轻易全胜的另一解释，即它可能只是战术侥幸。按《战国策》和《史纪》的记载，燕国的贵族百姓争权，领导人物互戕。军队因将军市被而加入，将军身死，军队溃散，所以“士卒不战，城门不闭”[56]，连抵抗千乘小国中山也无能。中山王鼎的铭文自耀“克敌大邦”，夺得土地方数百里，城镇数十[57]。在燕国内乱的情况下，万乘大国齐进击，本来就有意趁机会检便宜。便宜大得喜出望外，是好运气。所谓“天意”“民意”，不过装饰的金箔，以资宣传，打击反对吞并的理论罢了。 让我们退一步，姑且当真的有些燕人捧着饮食欢迎齐师，那就显示燕人普遍喜欢齐灭燕吗？举个今天人们熟悉的例子。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大事宣传伊拉克人民当街歌舞欢迎美军，感谢美军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的胡叁暴政之下。这些庆祝是否意味他们喜欢美国长驻占领？ 吞并还是不吞并是政策问题，不是为齐王吞燕的意图找籍口。它目的在为胜利战果找寻长期妥善的政治安排，所以它的眼光必须往前看，考虑将来，估计预料各种安排的可能风险、可能收获。本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云云，是向后看，沉醉于过去的已成事实。然而，孟子基于齐伐燕无敌，推断齐军是得民心的仁义王师，无敌者仁；既然是仁了，那么“仁者无敌”的理想便可以用以展望将来：“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8] 这是汤、武吞并而成王业之道。然而，汤武之道是否适合现实？ 燕人会不会喜欢被齐吞并？筹划政策的人若不沉醉于空言而肯负实际责任，就必须想想，燕国在周武王灭纣后即受封，近八百年的基业，一旦被灭，燕人会如何反应？孟子一向把人民分作两等：君子受供养、统治小人；小人被统治、供养君子[59]。箪食壶浆是小人欢迎士卒的样板举动；君子的样板是拿满筐丝帛献给将领[60]。对小人来说，燕国的统治者并非一贯暴虐。燕王哙便勤政爱民；他搞禅让，也是想行尧舜之道。弄出贵族争权，失控成乱，祸及黎民，乃是意外，不过几个月光景，大可纠正，不能说长期的水深火热使黎民对燕宗室绝望而转望于外国。然而，平民虽然对旧君王旧君子有感情，但一般的政治意识不强，缺乏组织，兼并后就算不满也无能表示。孟子曰：小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末句含糊。“亦”“而已矣”有明显的无可奈何的意味。“运”可解做命运，也可解做转运，但转什么？
注家提供几种诠解：如果吞并后，燕国的小人发现比以前更困苦难捱，也不过是命运罢了；也不过是从燕的暴政转到齐的暴政罢了；也只能把希望转移到别的挽救上去罢了[61]。三种说法都为吞并辩护：那些曾经箪食壶浆以迎齐师的小人即使后悔莫及，也只能认了。从此可见，对真实的小人意向，孟子想到的是控制多于尊重。 控制小人不难，难的是在控制燕国原来的统治阶层，有政治意识、有能力领导小人反抗的君子贵族。吞并有很多必定的牵连。灭燕国，即是废去燕的王室贵族，毁其宗庙，从此国王姓田不姓姬，朝廷也另有新贵了。孟子曾经对齐宣王说，“我们所谓故国，不是因为它有高大的树木，而是因为它有世代相传的老臣”，因而劝他多用亲戚[62]。“亲亲”本是封建政治的主干，儒家也奉为政治道德[63]。齐灭燕，田家亲戚上台，姬族旧贵失去既有权益，从云霄跌下泥泞，他们会喜悦才怪。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64] 灭燕，把燕国原来的巨室都得罪了，政治怎会不难。老朝旧贵，尤其基层的“士”“百姓”，人数众多，在本地声高望重，根深蒂固，熟悉人情历史，惯于掌权，有组织能力，失势后多会不甘而反。新朝的强龙要镇压地头蛇，就算不愿也逼不得会采取暴力。例如，周武王灭商后，纣王之子就在管叔、蔡叔挑动下做反，要周公三年东征，诛杀外还强逼迁移大批“殷顽民”[65]。现代学者萧公权说：“读《尚书》大诰、多士、多方、康诰、酒诰等篇，更觉周人开国气象之中，肃杀之威多于宽厚之德。”[66] 梁启超总结：“周初之果于杀戮实可惊。”[67] 不过“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是儒家道德[68]。孟子隐瞒难看的史实，只说周武王因为殷人喜悦而灭殷商，把它举作齐灭燕的典范。这种报喜不报忧的“王道”在现实决策中不负责任，而且有失道义，因为它蒙蔽了吞并的丑恶牵连，就像对人说前面的城池美丽，不说前往的路上满埋地雷。 “顺民心”“得民心”是孟子取燕论的中心，也是他整个政治思想的主调：“获取天下有道：得到人民支持，就获取天下了。获得人民支持有道，赢得民心，就得到他们的支持了。”[69] 这并非他的独家卓见。人民是国家的实力、君主权力的基本，原是先秦普遍的政治智慧。从春秋的田氏大斗借贷、小斗收还[70]，到战国的梁惠王灾荒时移民就食[71]，都旨在争取民心，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孟子游说魏王齐王的主论，也处处说施行仁政就可以令天下人民归心。先秦一般笼络人民的措施理论都符合常识。孟子平时也说人民所欲望的，给予他们；人民所厌恶的，别加在他们的头上。奇怪得是，一触到现实，他就违反了这常识。他的取燕论绝不考虑至少燕国的精英一定痛恨灭燕，大众平民也不见得会喜欢。 不过取燕论透露一个秘密，足以弥补漠视真实民意的缺憾：民意可以由精英制造出来。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图画，不论虚实，反复描述会使人产生人民拥护的印象。现代宣传制造舆论、强奸民意的技俩，战国时的精英早已惯熟了。 齐宣王听取了孟子的劝告，履行汤武之道，吞并了燕。 战国时的国际关系异常敏感。当初齐一动兵，赵马上加强边防。如今齐灭了燕，七雄减为六雄，国际形势大变，五国反应强烈。赵武灵王要复兴燕国，用乐毅之谋，联合楚、魏，共同对付齐[72]。秦和韩也有所行动[73]。 齐王问孟子：“诸侯合谋预备征讨我，怎样应付他们呢？”孟子以上引商汤故事比喻齐取燕，紧接着说，“燕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戮他们的父兄，俘虏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寳器，那怎么行？
天下本来就畏怕强大的齐国，如今齐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又不行仁政，自然会招惹各国动兵。请大王您赶快下令，放回老年和幼小的俘虏，停止搬运燕国的寳器，与燕人商协，册立燕君，然后从燕国撤退。这样还来得及阻止别国兴兵。”[74] 册立燕君然后撤退，即是来个180 度大转向，改变政策，放弃吞并、放弃汤武之道。然而太迟了。孟子这些话，齐王问他吞并还是不吞并时就应该一早说出来。如今大错铸成，灭燕之事已做下来了。就算诸侯的兵马还未出动，但很明显地齐是被逼变卦，难消燕人被灭之恨。 儒生多不看因果，单凭这一段便说齐兵暴虐，齐王不听孟子的话，所以引致燕人作反。此说其实是为贤者讳，与证据相反。 齐最无道而惹公愤的，是趁燕国之危吞并了它。这是孟子一度鼓励的。燕人最痛恨的是这暴行，列国助燕伐齐也是因为它。汤武救世的金箔、孟子制造的民意，自我陶醉可以，骗不了别人。燕人实时不反，不是无心而是无力；得到援手即反，也不是区区因为齐兵俘老抢寳。整个国家都被齐抢去了，一点寳器算得了什么？ 除了吞并与其必定的牵连外，孟子所说的齐人暴行并不特殊，毫无证据显示，所谓“燕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时它们少有发生。孟子认为足以挽回的措施不过是释放老弱俘虏、还不及壮年；停止搬运寳器、还不及交回已搬走的。由此可见齐的暴虐即使过界，也不太甚。这点暴虐和不行仁政能导致五国兴兵，实在说不通。战国七雄没有一国行仁政，反而个个是夺城略地的高手，谁不惯于烧杀抢掠？孟子一反他以往的评骘，渲染齐的残暴，把列国抬举为禁暴安民的义师，显然是遮眼法。他以枝节暴行遮掩齐的无道吞并、遮瞒他自己大唱汤武之道时毫不顾虑的吞并风险。 《孟子》中有关这事件的记载都引在本文附录。读者可见它对各段落的时机交待得很清楚。“齐人伐燕，胜之。”齐王问可取不可取，孟子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应该吞并。齐王依他的话而行。后来，“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齐王问如何应付诸侯，孟子这时才转口提议放弃吞并、册立燕君。是齐王不听他的新劝告，抑或是时机已过，听了也来不及阻止列国兴兵、燕人反叛？ 前314年齐国伐燕，五十日全胜，随即决定吞并灭燕。前312年列国伐齐救燕。其间很多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古代的通讯交通缓慢。五国听到齐灭燕的消息，合谋对付，使者往来，反应其实相当敏捷。列国动员，齐王既然接获情报，燕人也必已得到联络。假如太子平仍在，可能已闻援手将至而开始组织反齐了。假如太子平已死，公子职可能已由赵卫护送、在韩返燕的途中了。即使齐王马上根据孟子的提议行动，命令由齐都临淄传到燕京蓟，又要扭转进行中的措施，都需要时间。消息再传到列国，要更多时间。列国箭在弦上，要阻止它们，不是孟子说说那么容易。 早在酝酿吞并的时候，齐国已经有反对派了。孟子在祸火燃眉时倒戈加入。我想齐王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吞不下，吐出来，因为不闻齐为保卫燕地而大战。 韩与秦联兵攻入齐境，魏、楚也应和袭击齐本土[75]。即如当年齐国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列国攻齐，逼齐召回占领燕的军队以保卫家园。魏和秦更兵分两路，同时进攻被齐占领的燕地[76]。燕人起而叛齐，自立燕昭王。昭王收拾破燕，求贤图治，惨淡经营，蓄意复齐之仇[77]。 齐宣王吞并失败，做不成汤、武，说：“我对孟子甚为惭愧。”大夫陈贾说：“不要把这点过失放在心上。从前周公命令管叔监视殷遗民，也没预算到他会反叛。可见圣人也有过错，何况您呢。”孟子听到说：“管叔是周公的哥哥，周公没预料到他会反叛，非常合情理。古代的君子，有过错随即改正。现在的君子，有错不仅一直错下去，而且还文过饰非。”[78] 灭燕的最终决定在齐王。事败，他当然要负最大责任。他的过失很多，包括没有预料到列国反应、燕人反叛。然而，他吞并之前征取贤臣的意见、付诸实行，事后也自知惭愧，不一味争功诿过、为尊者讳，却是很多《孟子》注家不及的。 不久孟子辞官，在齐国边境等了三天，希望齐王知错能改，请他回去，加以重用，使天下人民得以太平。齐王没来请，他面带不豫之色离开了[79]。 孟子在齐取燕事件上真的全无过错吗？有人说，齐王早已立意伐燕、取燕了，所以孟子的政见影响不大。或许这是真的，所以决策的责任落在齐王身上。然而，忠言劝谏齐王的责任，孟子却逃不了。孟子出兵前不直谏说齐伐燕不义，吞并前不直陈吞并的风险。非但如此，他还推波助澜，出兵前提供燕可伐的籍口，吞并前鼓吹汤武吞并的理想。假如他心中不同意齐伐燕、取燕，那就难免阿言迎奉之嫌[80]。至少在吞并事上，他在列国未有举动之前是明显真心拥护的。宋儒范氏代孟子总结：“征伐不效法汤、武，就是暴乱。我怎能因为齐王做不到汤、武，就舍弃我的道学而去屈就他？”[81] 汤、武吞并而王天下的理想就像柄枪，威力大，但操之不当，会造成重大的无辜伤亡。孟子在齐国多年，对齐王的为人、齐军的作风应该相当了解。当时尹士就批评说，假如孟子不知道齐王实际上做不到汤、武，那他是判断错误[82]。假如他明知齐王实际上做不到汤、武，那么保持沉默，甚至抗议吞并，其实都不是枉屈道学；反之，不顾勉强去做汤武的巨大祸民风险，怂恿齐王去施行脱离现实的理想，其实不是行道而是有失道义。就像把枪交给小孩子，闯下不幸，还以为自己绝对正确，那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 齐取燕失败，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政治常识。从经验汲取知识，以资改良，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可惜二千年来，阐释《孟子》的儒生自命得“道”，排挤经验知识，埋首章句注解，一味为孟子开脱责任，不知此等文过饰非正是孟子不齿的“今之君子”所为。孟子看不到自己其实也是“今之君子”，他的门徒更是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齐取燕事件的来龙去脉，政治影响固然不少，在儒家的伦理学上，意义更重大。它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窥见儒家道德在实际事件上的具体表现。 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83] 救世用的是什么“道”？“道”高深玄妙，难以理解。儒家具体说“道”，主要依靠圣贤的典范。注家指出，孟子事齐王、魏王，论道德必称尧、舜，论征伐必称汤、武[84]。尧舜之道和汤武之道在齐、燕事件中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后果皆去理想甚远。燕王哙学尧舜禅让，引致燕国争权内乱之祸。孟子教齐王效汤武吞并燕，幸而在列国反应时悬崖勒马，只种下祸根，实时不见大难。儒者的一般评论是，一，圣王之道不行，全部是燕王和齐王的过失；二，他们的过失是自私残暴，没有道德。这些论调表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特色，人治和唯道德主义。它们也掩盖了王道不行的另一可能解释：空疏、教条化、与现实脱节，就如《史记》所记当时人的批评，“迂远而阔于事情”[85]。 儒家的政治思想，严守君君臣臣、上下尊卑外，最大的特色是人治主义，把政治系于统治阶层、尤其是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孟子说：“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主的不正确思想。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把君主端正了，国家就安定了。”[86] 他自认是王者师，纠正君心是他政治活动的主题。他取燕论的绝大部分篇幅是要齐宣王思想改造，行汤武之道，得民心而王天下。吞并失败，他怪于齐王居心不正，暴虐而失燕人心。列国兴兵助燕，他也归咎于齐王不行仁政。他辞官后在齐边境等待，说齐王虽然有失，但仍然可救，希望他端正态度，重用自己[87]。这些全显示，他所追求的是思想正确的人治。 什么是正确的思想？儒家政治以道德为基础。然而有道德不同整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口上。我们必须追问这些字眼的意义内容。我们用什么准则判断某一行为道德或不道德、某一政策合义或不合义？伦理学各派的观点不同，有的侧重行动的主观动机，有的侧重行为的客观后果[88]。两派分歧，可见于孔、孟对春秋五霸以及管仲的评价。 孔子与子路、子贡谈论时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恩惠。”“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以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89] 孔子固然注重内心，但亦不忽视后果，赞赏管仲助齐桓公成霸政、减战事、造福人民的功业。相反地，孟子说：“孔子的门徒从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所以这些事迹没有流传到后世。”[90] 他唯一认许的是“依靠道德而实行仁义”的王道，认为齐桓公等所为乃“依仗实力而假借仁义之名”的霸道，思想不正确，所以一笔抹煞，谈一下都不齿。以同样理由，他不屑与管仲相比，自称“不为管仲”[91]。 比较孔、孟，可见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观武断化、忽略客观现实；两分极端化，淘空道德的细节内容，趋向教条。 孟子钻入人的内心，把统治者的主观动机提升为政治优劣的决定性因素，盖倒功果利害等客观因素。他提出崇高的理想，督促君主培养仁慈的品德，推己及人，这是他伟大之处。然而，过份注重主观心性、高远理想，容易忽略客观环境，眼下事实。现实有不少丑陋处，客观环境约制我们的取舍选择。闭眼不看它们，自然可以说得轻松漂亮。孟子的表现便有此倾向。论伐燕，他举失掉了现实意义的王命；论取燕，他一厢情愿地说燕人欢喜。他劝齐王吞掉燕，既不提治理燕民的辣手问题，更不考虑列国的可能反应，只是展示美丽的理想蓝图：齐灭燕就如汤开始时灭葛，使天下人民引颈相望，以后再征伐，天下垂手可得矣。借用他劝宣王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比喻，齐灭燕而王天下，易如“折枝”“反掌”[92]。这理想就像1958-1960 年间的大跃进：中国只要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就能在15 年内赶上英国。理想无疑是伟大崇高。然而，脱离了现实，理想容易沦为空想，自欺欺人。在书斋清谈或许不防，但在政府解决现实问题，基于空想的政策可能连累无数人民饥荒流离、战乱伤亡。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有亏道义，可惜孟子和他的流派甚少理会。 上面引述、孔子和孟子对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迥异评价，可见孔子仍然尊重历史实践中产生的本义：霸领导诸侯，王治理人民，有不同的政治功能，但基本上无道德分野；王、霸一样可以仁义[93]。孟子就不同了。他以思想正确不正确的主观判断，把王道、霸道对立起来，崇王贬霸。孟子王霸截然对立之说，与更基本的义利不兼容之说，皆成为儒家的道统主流。这儿我不能探讨人的心理复杂隐蔽，轻率编排动机给别人可能造成惨痛冤狱的危险[94]。我只能就取燕一事，略谈孟子思想两分化、极端化的“道”。 把《孟子》列为《四书》的宋儒朱熹形容：“孟子于义利间辩得毫厘不差，见一事来，便劈做两片，便分个是与不是。这便是集义处。义是一柄刀相似，才见事到面前，便与他割制了。”[95] 例如，孟子一向认为战国普遍虐民，“率兽而食人”[96]，伐燕前还说齐和燕半斤八两。然而，到他以仁义王道论取燕时，即一刀把齐、燕劈分为两个极端样板：燕是虐民的暴君，齐是诛暴的救主。 “不以尧治理人民的方法去治理人民，便是残暴人民。”[97] 这是孟子两极化政道的一例。然而，燕王哙学尧禅让，孟子却说它是残暴人民的可伐罪状，岂非一张嘴说两面事？其实人情世事复杂，很少黑白分明，多数是像黑胡椒混盐，甚至深灰浅灰。军政大事涉及众多国家、阶级、政派、宗教、道德价值、社会风俗等等，因素纠缠，各有对错。道德取舍，要在细微处着实分析。例如，燕的内政败坏、民生困苦，齐为此而征伐，是否合义？是与否皆有很多道理。借用现代的术语，这问题最简单来说也涉及人权和主权的冲突：一个国家为了保护人权而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武力干涉它的内政，是否合理？人权和主权各有很重的道德份量，但皆不是绝对，衡量轻重时便要深入事情细节：燕怎样虐民、为什么虐民？燕违反了什么人权？齐的行动会怎样改善民生、会怎样提高人权、会怎样因为侵犯燕国的主权而扰乱国际秩序？齐的行动应有什么范围限制、吞并是否在它合理的行动范围之内？问题繁杂。一刀劈的武断使人无法顾及是非切实所在的事情细节，遇到困难只能单拣有利己见的理由，随意挥刀，所以辩论反复无常。孟子论伐燕时全然不顾人民，到论吞燕时却把人民当作唯一的考虑因素，全然不顾主权和国际秩序。伐燕占燕的，其实皆是普通的齐军，行其习惯的作风，但孟子一刀把它撇到暴师那面，第二刀又把它撇到仁师那面，随着辩辞方便而变，就像卖矛时他的矛无盾不穿、卖盾时说他的盾无矛能穿[98]。 与“人权”、“主权”一样，“王”“霸”“义”“利”本身只是个字眼，但所代表的内涵却丰富深厚，时常互相牵涉，义中可以有利，利中可以有义，阐释殊不简单。道德内涵最为显现的，莫如在具体事情上产生摩擦时的轻重衡量。在燕内乱的情形下，考虑齐应否伐燕，人权与主权的比重应是如何？
六成与四成之比，还是四成与六成之比？为什么人权或主权在此具体情形下较为重要？踏着事实细节分析，尽量包容对方的理由，寻求折衷解决，这是道德的内涵。两分化的思想只有十成与不足论两个极端，说利便是不义，取消了折衷余地，其实是淘空了道德的内涵，使“义”“利”变成空泛的口号，把道德教条化。 道德教条配合不顾客观现实的主观态度，容易使人盲目自是。“道”是绝对的。我合“道”，不同意我的就是“无道”，这样垄断了“道德”。孔、孟以及后世道学家，理论上全说要自我反省，孔子与众不同处在他的实践。第一个把《四书》翻译成英文的理雅各布发现，孔子和孟子有点不同：孔子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肯认错；孟子缺乏这种认识[99]。在取齐事件中我们看到，从事前到事后，孟子从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可能有丝毫差误。吞并失败，他把过失全推到齐王身上，忘了齐王问他应否吞并时他自己提供的意见。他事败后辞官离齐时仍然坚持：“假如希望平治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呢？” [100] 坚决拒绝从经验中汲取知识，一意固步自封。齐王不请他回去做宰相，是齐人的幸运。 僵化的道德教条，非善即恶的两极框框，对策划实在福利人民的政策无助反碍。然而，空洞动听的口号教条，虽然妨碍理性分析，但能挑动人的感情，有效于宣传、骂战。儒家说“道”主要依靠圣贤典范。想象你是齐宣王，问应否取燕，听到孟子的汤、武故事，你会得到什么？必须顺民意、得民心的命题非常响亮。你说：好啊！这一直就是我的理想。问题是，我实际上怎样做才能顺民意、得民心？在汤、武典范中，你看到一个黑白分明的两极世界，除了商汤外，其他全是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可诛暴君。顺民意简单，四处出兵征伐、打赢仗便是。然而杀掉暴君后，要真实获得民心，还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行。孟子说：“汤的征伐到处，市集不停，耕者下地，诛其君而恤其民。”军纪严明、不扰民不过是维持现状罢了。怎样改善、怎样抚恤人民？这是王道所以得民心的精髓要素，也是齐王询问可否吞并的症结。可惜除了兼并人口外，你在汤的典范中找不到半点提示，或正确一点说，你找到的提示是：得民心就是受到人民崇拜赞美。在大篇描述中，你听到的只是人民对伟大的救世新君主歌功颂德，而且这荣耀得来容易，除诛暴君外似乎不用干什么。齐王大胜后本来已经是头脑发热，再受到万民膜拜的圣王典范勉励，想会淘然若醉，以汤、武自居，再也听不下反对吞并的理由了。这就是孟子教化正君心的“道”。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101] 怎样仁法？商代甲骨文出现，是信史之始。关于它开国之君成汤的详细故事，多属传说虚构。周代的历史记载丰富得多了。《尚书》里有关于武王伐纣之事，其中《武成》篇形容战事惨烈。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102] 孟子为典范圣王辩护，透露了三个意念：一是他向来强调的“仁者无敌”，二是“至仁”与“至不仁”的两极思想，三是主观至上。书本所说并不一定属实，客观求真者必须参考其它各种证据，反复核实。孟子并没有这样做。他一口否定了不符合他主观的记载，以武断维持圣王典范。武王怎样“至仁”？儒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圣王又尊又贤，因为他们的缺点过失全被隐瞒了，所以剩下的是“至仁”的形象。这样看，较为贴切的说法是：三代得天下也，所以“仁”。齐宣王伐燕轻易全胜，因为无敌，被比作仁义的汤、武。可惜学汤、武吞并失败，因此落得个暴君的臭名。 庄子与孟子约摸同时。孟子在讨论具体事件上所透露的政治思想，或许可以套用《庄子》一句话：夺钩者盗，夺国者王。王之门，“仁义”全矣[103]。 附录： 《孟子》齐取燕四章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公孙丑下》4.8。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 《梁惠王下》2.10。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兄父，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 《梁惠王下》2.11。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公孙丑下》4.9。 （2015年3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