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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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政治思想的實踐:齊取策論

 

歐陽瑩之

 

戰國七雄合縱連橫,保持均勢二百多年。秦一舉滅六國之前,雄吞併另一雄,只有齊取燕齊吞掉燕,雖然因為五國干涉,只守了二年,但積怨後果深遠。那時孟子在齊任卿,取燕是他一生參與的最重大事件。決策不在他,但他對伐燕、取燕、棄燕的政見,說出來的全被齊王採納,切實地表現出孟子“仁政”的泛道德主義。

 

戰事因由    論燕可伐    論齊不可伐燕    吞併燕    論放棄燕     事後指責    主觀極端的仁治    《孟子》四章

 

孟子約四十嵗開始離家遠遊,二十多年來,到處接獲貴族的黃金禮物[1],帶著數十車輛、數百從人,從一個諸侯吃到另一諸侯[2],謁見魏國梁惠王、襄王,齊國宣王等。做官從士、大夫,直至齊卿,俸祿高達十萬[3]。齊宣王常常與孟子談論,很敬重他,就如孟子的朋友說,“我只看見王尊敬你,卻看不到你怎樣尊敬王”[4]。對孟子切實可行的提議和批評,齊王接受,甚至道歉說:“這是寡人的罪過。”[5] 孟子在齊不是主持國政的宰相,但頗有權位,大有機會申展澤民救世的抱負,以致他的弟子興奮地問:“先生您在齊大權,管仲、晏子之功業可以再度復興嗎?”[6]

 

孟子從政多年,鼓吹仁政救世,但功績可陳。最後辭官離齊時,對位列三卿但上沒有糾正君主,下沒有造福人民的批評,只能說:“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7] 儒家解釋說他不得志是因爲一意援天下以道,不肯枉道事君。司馬遷在《史記》解釋,則説孟子之道“迂遠而濶於事情”[8]。孟子持以救世的“道”是什麽? 為什麽他高官厚祿而沒有作爲? 讓我們從一個具體事件中尋求答案吧。

 

《孟子》所載孟子參與的實際政事不多,其中以齊吞併燕一事最爲詳備。事起齊宣王六年(前314年),歷時二年。孟子已是長者,在齊眼見宣王即位,事發時任卿的官職。事件自始至終各階段,他都有即時政論,但不都即時勸諫齊王。齊出兵打燕之前,他認爲齊伐燕不義,但沒有向齊王提出來。戰勝後,他鼓勵齊王效法湯滅夏、武王滅商之道,吞併燕、進而王天下。五國動員伐齊救燕時,他責怪齊王不能行湯武之道,轉而提議齊放棄燕。這兩次勸告,齊王都聆聽接納,付諸實行。齊吞併燕失敗後數月,孟子辭官,悻悻然說:“齊王假如用我,何止齊人得到太平,天下人民都可以得到太平。”[9]

 

儒家對此事的評解是,齊王不聼孟子的勸告,所以失敗。本文深入分析孟子在考慮出兵、考慮吞併、列國反應時考慮放棄、事後檢討,各階段中的具體政見, 指出儒家的評論是斷章取義、爭功卸責、為賢者。其實孟子在每一階段上,表現都有道義上可非之處;整個事件上看,更顯得反復矛盾。他堅持不、不因經驗教訓而反省的“道”,是一種脫離現實、不負責任的理想主義。這種高遠迂闊的“道”說來動聽,大利於宣傳、讓自命“人民救星”者攻擊異己、往自己臉上貼金,深得歷來統治精英的喜愛。然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用到實際政治決策上,容易使千萬無辜的人民罹難。1959年前後的大躍經,便起自不負責任的理想主義。它導致的大飢荒,今天不少人曾經身受。齊取燕事件直接導致的死難沒那麽大規模,但它所表現的不顧現實盲目自是,成爲皇朝獨尊的儒家的教條,二千年來不知禍及多少人。

 

戰事因由

 

284年,燕昭王遂積心服仇之志,合五國伐齊樂毅率燕軍入齊都臨淄,並攻下齊國七十城池,超過所有城池的半[10]。齊自此一蹶不振,淪爲弱國。這次大禍的起源在30年前。那時距離商鞅變法完不及十年,秦國鋒芒初露,但國力恐怕還未及在馬陵戰役勝魏的齊。齊國趁燕國内亂,攻打吞併了它。後來趙、魏、韓、楚、秦伐齊救燕,燕人起而自立新君,齊不得已而棄燕,但已結下冤仇。再溯因緣,我們可以追問導致燕國内亂的根由。這禍源令人驚奇:堯舜之道;燕王學聖人、搞禪讓。

 

 

周朝行宗法封建,君王卿一貫世襲,用人以親親為上。墨子開始提倡尚賢,不計血緣出身,即使工農,有能力則擡舉,使他高爵任事。他稱道堯提拔舜,將政事交給他,以致天下太平[11]。儒家發揚這觀點,到戰國中期,已描繪出一幅完美的堯舜聖王圖畫,包括禪讓之事。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戰國楚簡中,便有儒家文章極“唐虞之道,禪而不傳”,說古聖王壯年時盡力治理天下;年邁力衰,四肢倦耳聾目昏便自動退位,禪天下而授賢,自己退休養生。這樣做利天下而不以天下利自己,乃“聖之盛也”。

 

當時這些理想不止是書生空論。燕王噲苦身憂民,親自下地耕田,與民同,内無台榭女樂,外不操戈田獵。他行事以聖王為典範,老不能聼政,便把國事全交給相國子之,自己反而為臣[12]。然而,不論儒生口上怎麽說,真的實行禪讓,危害世襲貴族的既有利益,整個統治階層都如刺在肉。燕國内,太子平不服,與將軍市被合謀反抗子之,引致内亂。國外,諸侯們也虎視眈眈。

 

採取行動之一是燕鄰小國中山。中山出兵伐燕,贏得疆土城池,並選燕國精銅鑄鼎與方壺、銘文記載自己的煇煌義舉,譴責燕王禪讓,以戒後世君王。中山王方壺的銘文痛斥燕王“不辨大義,不忌諸侯,而君臣易位。對内,斷絕召公的基業,滅絕對先王的祭祀。對外,使子之朝覲天子的廟堂、與諸侯相會派次序。這樣上逆天意下違人心。我願跟隨各國大夫去平定燕亂。”鼎文更頌揚“出兵征伐不義之啟封疆。這鼎和方壺1977年在河北中山王墓出土,提供寶貴資料,助我們明白取燕事件的國際政治氣候[13]

 

人對燕的情況也很注意。相國子儲對宣齊王說:“現在去攻打,一定能破燕。”齊王派人對太子平說:“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齊國願意聼從太子您的差遣。”太子有了撐腰,聚衆攻打子之,不勝。將軍市被倒向子之,與百姓反攻太子平。燕國内亂數月,死者數萬,燕人恫怨,貴族離意。

 

《戰國策》和《史記》記載此事,皆緊接著說:“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14]

 

《孟子》的說法不同。以下評述跟據《孟子》。不論真假,這是孟子的自我形象,更能表達他的思想。

 

《孟子》沒有提到孟子擧周文王、武王的典範勸齊王攻打燕國,只記載出兵後,孟子囘答是否曾經勸齊伐燕的問題(原文見附錄):孟子說:沒有。沈同以私人身份問我:“燕可伐嗎?”我回答道:“可伐。因爲子噲不能把燕國讓給別人,相國子之也不能從子噲手中接受燕國。就像你喜歡某人,不經王命便私下把官爵俸祿送讓給他,他也不經王命便私下接受你的祿。子、子之也是同樣的私相授受,這怎麽行?”他們就這樣去攻打燕國了。他假如跟著問我:“誰可以伐燕?”我會囘答:“只有天吏才可以征伐。”譬如有個殺人犯,有人問我,“這人可殺嗎?”我會答道,“可殺。”假若他再問,“誰可以殺他?”我會回答,“只有治獄官才可以殺。”如今以與燕國同樣殘暴的齊國去伐燕,我爲什麽要去勸他?[15]

 

孟子明言燕可伐,但壓下不說齊沒有資格伐燕。他沒說的比他明說的更重要。我們分析,從他所說的開始

 

論燕可伐

 

問燕是否可伐,就是問燕是否有應得懲罰的罪行、武力懲罰它是否合理合義。動兵必定傷人。中國傳統一向認爲兵是兇器,不得已才用。當然,搶地掠民的戰爭多的是,但一般都認爲是不義,例如春秋時楚莊王雖然勝晉稱霸,但自己否認這是值得宣揚的仁義戰功[16]。義戰至少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行。

 

姑勿論他們暗下是否參雜別的動機,孟子、齊王、中山王明標的伐燕理由都是要維護封建道義,但偏重不同。齊王擧君臣父子之義,中山王外加上諸侯之間的關係。與他們的理由相比,孟子說沒有王命不可禪讓,粉飾性最重。那時不止大國諸侯,連小國如中山都自稱爲王了。周早已權威蕩然、分裂為東西兩個爭執不休的小國了,燕王根本無法求取王命。孟子遊說齊王、魏王,慫恿他們王天下,從來沒有把周王放在眼下[17]如果燕君無王命而禪讓是不義,那麽齊國無王命而兼併燕同樣不義,但齊勝燕後孟子贊同兼併,卻絕口不提王命[18]。前後矛盾,顯示他自己也不重視這理由。伐燕是動干戈的傷民大事。孟子為此微弱的理由贊同動兵,似乎把“義”的標準放得太低了。

 

如果我們把“王命”的意義引申為國際秩序,那麽孟子的理由可以這樣說:世襲是天下的統治階層都奉行的制度。燕王禪讓擾亂了這制度,動亂可能傳染到別的國家,因而危害天下秩序,所以應得懲罰遏止。歸根結底,伐燕的主旨是懲罰禪讓、維護世襲,推廣來說是政治權力轉移的問題。我們也放寬眼界,看孟子對這問題的思想吧。

 

夏商周三代下來,世襲制與它造成的權貴既得利益早已根深蒂固。孔子曰:“吾從周。”孟子也很擁護世襲制,勸齊宣王加強世襲大臣[19];做官的子孫後代都享受世襲俸祿更是他仁政的兩大基柱之一[20]。世襲制維持一家姓的朝代。至於轉朝換代,歷史提供兩個模式,一是堯禪讓給舜、舜禪讓給禹;二是商湯滅夏、周武滅商,憑征伐奪取政權。儒家崇拜古聖賢,為它們蒙上聖光。

 

湯武之道是孟子贊同齊吞併燕的主要論據,我們留待以下詳論。孟子“言必稱堯舜”[21],但對禪讓傳賢卻不特別稱許,認爲它原則上與世襲傳子並無分別:“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 這一貫之義就是天意:“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舜的王位不是堯禪讓給他的,而是天給予他的[22]。學者指出,孟子的思想很倚重天命天意的權威。古代的“天”本來是個有意識人格的神,周武王伐,便自稱奉了天的命令。到春秋時代,民智日開,天逐漸抽象化,神格消退,不再插手人間是非了[23]。春秋晚年鄭國的子產已說:“天道遠,人道,非所及也。”[24] 二百年後,孟子思想復古,提倡君權天授[25]。弟子不明追問,那麽天怎樣把天下給予某人?他答道天意在民意中顯現:“天視自我民視,天聼自我民聼。”[26]

 

民意駁雜,七嘴八舌,又怎知誰是天意的代表?沒有穩定的制度徵取民意、尋求同意、安撫異見,是否誰奪得王位、坐穩王位,誰就算是得民心、獲天命?控制輿論的政治精英滿口“人民”,玩弄“民意”,制造“民意”,挾“民意”以自高,表達的其實是普大衆的嚮望、還是他們自己的意向?讓我們在具體問題上探索孟子的答案吧。

 

燕國内亂,可以說是民意不一,互起衝突。若真的尊重民意,應該讓燕人自己去解決矛盾,外國不應橫加干涉。燕民之意,未必合孟子之意、齊王之意。假如燕人最後贊同禪讓,外國人憑什麽指責他們不義?内亂是殘酷,但外國侵略,又何嘗不殘暴?

 

論齊不可伐燕

 

孟子心中認爲只有天吏才可以伐燕。“天吏”有兩種意義,齊國兩種都不及格。

 

伐燕論中,孟子把天吏比作有權向犯人施刑的治獄官。從此可見,“天吏”指官方權力,即是必須有王命才可以征伐,與必須有王命才可以禪讓同一道理。齊沒有王命,所以不可伐燕,言正理順。

 

若我們不單看伐燕論,可以發現另一種天吏。“仁者無敵”是孟子的口頭禪。有一次他加上一句:“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27] 這意義下,只有行仁政的仁君率領不肆暴虐的仁師,才可以征伐。孟子明顯地表示齊不是天吏。他常責怪齊王不肯施行仁政,責備齊人無一個以仁義勸説齊王,甚至當面批評齊王“四境之内不治”[28]他久居齊國,熟悉它的情形,認爲它和燕同樣暴虐。“以燕伐燕”,當然不可以[29]

 

孟子說,“以燕伐燕,我爲什麽要去勸他?兩暴相殘,黎民遭殃。孟子沒有理由去勸成,但卻大有理由去勸止。那時齊國正在考慮是否要攻打燕國,孟子“齊不可以伐燕”的道義對決策非常重要。爲什麽他緘口不言?

 

孟子說他不說,因爲沈同沒有挑明問他。齊國君臣商討伐燕幾個月了,語境應該相當清楚誰想打燕不過沈同措辭含糊,孟子不屑對他說明,也是小事。但對齊王就不同了。

 

當時孟子在齊國做官,有職守,有言責。就算齊王不來問他,他也有職責自動向齊王明舒己見,直諫說齊不是天吏,伐燕不義。假如齊王不聼,他可以辭官離去。孟子很會督促別人負言責,一次催人道:你做了幾個月官,應向齊王進言了,而不聼便要辭官。那時齊人評議道:“孟子說別人說得很好。他自己所為,我就不知怎樣說了。”[30] 用在伐燕事上,這評議相當合適。

 

兵禍使廣大人民罹難,人所盡知。大軍逞兇處不止沙場。遠征的兵馬需要糧草,而運糧不易,所以很多時軍隊就地取糧以資補給,孫子所謂:“因糧於敵”。即使軍紀嚴明,數萬人馬駐營覓糧、建造工事,也難免困擾黎民。墨子形容當時軍隊“入了敵國邊境,便收割莊稼,斬伐樹木,折毀城郭,填塞溝池,奪殺牲口。”[31] 所以不必蓄意暴虐,也會產生“田園寥落干戈後”,“大軍過後必有年”的現象。若軍紀鬆弛,士兵搶殺強奸,如墨子形容,“燒毀宗廟,屠殺萬民,殘害老幼,搬走寳器”,更不堪說了。戰國時的一般軍隊作風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可猜度,孟子說“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32]戰火頻繁是主要原因之。孟子說戰國所有的國君都“嗜殺人”[33],從未有一詞說齊王例外,或齊軍比其它軍隊好。他熟悉“糜爛其民”的齊、魏馬陵之役[34]。前332齊趁燕喪攻燕,他正在齊國[35]。對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戰爭,他切齒痛恨,認爲陳戰是“大罪”,提倡“善戰的人應受最重的刑罰”[36]孟子平時以愛民救世自許。現在眼見與燕一般殘暴的齊將要興兵,無數黎民將遭殄戮,有惻隱之心的人,就算沒有官職言責也會極力勸阻,即如宋千里奔波、勸秦楚不要動兵[37]。與宋相反,孟子安坐齊國,袖手不言。俗語說,要看人真心珍惜什麽,別聼他嘴上說什麽,看他火災時搶救什麽。兵災將臨時,孟子並未搶救黎民。

 

論吞併燕

 

314 年,齊宣王使匡章為將,率領常駐北方和五個都城的軍隊,大舉伐燕燕人疲於内亂,將軍身死,邊防廢弛。齊軍長驅直入,五十天便大獲全勝,殺掉燕王與子之。至於太子平的下落,史書有兩種說法。説他仍在,二年後被燕人立為燕昭王[38]。一說他已死[39];燕昭王是那時住在韓國的公子職,由趙武靈王派人護送囘燕[40]。不論他是誰,燕昭王恨齊趁危,蓄意報仇。他最恨齊的,不是伐燕而是取燕;“取”即是吞併,“取燕”即是滅燕

 

吳起提煉東周列國的經驗,總結國際關係的智慧:“戰勝易,守勝難。”[41] 戰勝後的政治安排是整個戰事中最重要、影響最深遠、也是最困難的措施。處理得好,可以凝聚勝利果實,長治久安。處理不好,戰功盡廢不說,還可能反遭其禍。擧個現代人熟悉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勝利的盟軍一味刻薄戰敗的德國,使德人痛恨,二十年後卷土重來。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軍吸取經驗,寬厚安置,贏得長期和平。

 

伐燕輕易告捷,如何安排敗國政治、如何守住勝利果實?當時齊人分開吞併派和反對派,各自提倡一種常見的安排。吞併是不消說了,然而春秋五霸雖然有吞併的能力和機會,有時也選擇吞併而保存無君之國。例如衛懿公其民,後來被入侵的狄人殺死。齊桓公驅逐狄人後趁機吞掉衛,反而幫助衛人重建城廓[42]。又例如,陳人弑君,楚莊王入陳誅殺罪魁,但後來認識到滅陳不合義,所以冊立陳君,讓陳復國。他們的公平處理使諸侯心服[43]

 

怎樣處理燕?吞併對齊的利益最大,但對燕最刻毒、最惹燕人仇恨反抗。燕是傳統悠長的大國,燕人富慷慨悲歌的精神,吞併後不易治理,弄磕了麻煩巨大。吞併,就在燕國宗室中選親齊的公子,立他為燕王,幫他坐穩王位,然後退兵。如此齊顯平息燕亂之義,邀所立燕王之恩,甚至可以使燕王臣服。

 

齊宣王問孟子道:“有些人勸我吞併燕國,有些人勸我不要吞併。我想,以萬乘大國擊打萬乘大國,五十天便攻下了,這不是人力可為。假如吞併,違背天意,必有災禍。吞併了它,你怎麽說?”

 

孟子答道:“如果吞併而燕國人民喜歡,那便吞併;從前周武王便這麽做。如果吞併而燕國人民不喜歡,那便別吞併;從前周文王便這麽做。萬乘大國攻打萬乘大國,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還有什麽別的意思?不過是逃避水深火熱罷了。如果水益深、火益熱,亦運而已矣。”[44]

 

他倆都沒有提到太子平,想他是死了。否則齊王本來答應幫他平亂,現在要背約吞併,孟子應該會提出道義問題。

 

孟子擧聖王的典範作答,是他一貫的“王道”“救世”議論主題,也是他在整個事件中策對的重心。一年多後,列國合謀伐齊救燕,齊王詢問對策,他也先重彈此調才說別的。我引在這兒,一併分析:

 

孟子說:“我只聽説過以七十里地起家而得天下的,商湯就是了;未聼說過擁地千里的國家畏怕別國的。《尚書》說,湯開始時攻打葛國。’天下人相信他。他攻東方,西夷怨;他攻南方,北怨,都說,爲什麽把我放在後面?百姓盼望商湯就像久旱盼望烏雲。湯的征伐到處,市集不停,耕者下地,誅其君而恤其民,就像及時雨,人民歡欣異常。《尚書》又說,等得王的來臨,我們可以復活重生。’如今燕其民,大王您去征討,燕民認爲您將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簞食壺漿以迎王師。”[45]

 

商成湯滅夏,周武王滅商,皆靠攻伐吞併、奪取政權。儒家擧“湯武之道”為光輝的典範,有雙重意義。一是說他們戰爭時的行爲良好,秋毫不犯,所以耕市依舊。二是說他們吞併而成王業。假如孟子在伐燕之前擧湯、武的典範,可以警戒齊王小心軍紀,但他沉默不言。戰勝後說湯、武,意義主要在吞併;說文王,意義在王天下的第一步;文王未能滅商,但征戰擴土滅了崇和其它國家,三分天下有其二,為武王建下了滅商的基業[46]。孟子以他們的典範慫恿齊王滅燕、作爲王業之始,想是說得起勁,眾所周知;後來事情不時就有人批評他:“看不到齊王無能做湯、武,是不明智。”[47] 我猜人們誤以爲孟子勸齊伐燕,也是因此而起。他說“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48]勸齊王抓住時機做的,其實不是伐燕而是滅燕。他的取燕論大説燕虐民而齊救世,難怪人們誤會,以爲他也起初也曾經勸説齊王興義師,沒想到其實他那時認爲齊與燕同樣暴虐。

 

孟子取燕論的邏輯簡單。大前提:如果燕人喜歡便可以吞併;小前提:燕人捧著飲食歡迎王師,欣喜得很;結論:齊應該順民心,效法湯、武,吞併燕。他的大前提漠視現實的國際秩序,小前提漠視燕人的真實意向。結論惹禍,不足為奇。

 

孟子的取燕論,處處與他的伐燕論相悖,只除了一點,他沒說的比所說的重要伐燕理由的重點,封建道義或其引申的國際關係,在吞併論的大前提中影兒都不見了。他的取燕論絕不理會國家主權、國際秩序,有點像現代西方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只要宣傳些“保護人權”“推廣民主”,便不止可以武力干涉別國内政,甚至可以佔領吞併。

 

古代沒有現代的愛國觀念,但宗法、忠君的道義是有的,孟子、齊王、中山王便憑它譴責燕王禪讓。齊吞併燕,比燕王禪讓更無道、更不義、更擾亂國際秩序、更惹公憤、更危險。兩者皆斷絕燕召公的基業,但禪讓不過是一國内政,而且讓者情願;吞併卻直接影響天下勢力的分佈,而且吞者橫蠻。前者可伐,後者更可伐了。春秋戰國時代,貴族爭權内亂的事常見,《左傳》奡N有不少記載。外國插手相幫某派也有,但趁亂吞併卻絕對不是義舉。例如秦穆公三次幫助晉國平定續位之亂,也沒有起吞併之心。而且像燕、齊那樣平等的萬乘大國,合併了國力倍增,威脅其它本來平等的大國,當然會成爲眾矢之的。戰國七雄合縱連橫,打來去,彼此蠶食,但長久沒有兼併,就是要保持國際的勢力均衡。均勢的道理是縱橫家的中心思想,《戰國策》中俯拾皆是。孟子也知道,不過按下不說,要等到列國厲兵秣馬時才提出來罷了。決策時閉著眼睛,到碰壁時才開眼看現實,但禍已闖下了。

 

孟子的伐燕、取燕、棄燕三論,對齊的褒貶甚爲蹊蹺。伐燕論説齊的暴虐不下於燕,棄燕論也説齊殺人父兄、虜人子弟[49]。唯獨在中間的取燕論,齊變成了“王師”,“王道”的王[50]。三論時隔不過二年,齊王齊軍的道德性質行爲真的過山車也似的大上大落嗎?

 

取燕論的小前提舉出一個新理由說燕可伐燕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為什麽伐燕論不提這理由?那時孟子認爲,燕之暴虐和齊差不多,並不特別出衆。假如它就能成義戰的理由,那麽隨便攻打那一國都可以自稱義師了。這是伐燕事前的客觀看法。然而,到齊伐燕而全勝之後,情況就不同了。敗家無能置辯,贏家主宰宣傳,大可魔化敗家、聖化自己。宣傳是湯武之道的一大秘訣,就如子貢指出,客觀看,紂王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周人宣傳中的惡魔;因爲他打敗了,所以天下萬惡都推到他身上去了[51]。在這種道德宣傳下,戰敗的燕國多了一個民的可伐的理由,勝利的齊軍變成了民救世的王師 ---- 直到它吞併失敗。

 

孟子的湯、武故事是聖王的樣板:敵國暴虐人民,聖王征伐解救,極得民心擁戴。這宣傳樣板與事實相符嗎?燕國貴族爭權,内亂禍及人民,就像有人打架碰翻油燈、造成火災。齊軍入侵,燕人會認爲他們是來救火,抑或是來趁火打劫?厭惡内亂是一囘事,認爲齊師是救主是另一囘事。連孟子也知道齊和燕一般暴虐,燕人會不知道嗎?他們對齊的行徑有經驗。十八年前燕易王初立,趁燕喪襲擊,搶去十城[52],這次會有什麽不同?出征的是齊國慣戰長備的技擊之士,斬獲敵人一個首級就能得到八兩金子的賞賜[53]虜殺搶寳等勾當,他們真的在伐燕時忍住不幹,要等到滅燕後才開齋嗎?“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是聖王樣板戲的術語,孟子慣用同樣字眼形容百姓歡迎商湯[54]。這術語用在伐燕的齊軍上,是客觀報道,還是主觀宣傳?孟子曾否尋求前綫和佔領區的的現實真相?

 

取燕論所根據的事實,是齊軍勝得出乎意料的容易。齊王以爲是天意,孟子迎合。如上述,孟子提倡君權天授,但天不言,只以行動和事件示意;而天意的重要顯示就是在民意的趨向[55]。如今齊無敵,孟子說這證明獲得燕人的支持。人民追附仁君,如同他們渴望湯、武,於是齊軍便因爲無敵而變成了“王師”。解釋這具體事件,孟子所用的邏輯不是他平時的口號“仁者無敵”,而是“無敵者仁”。

 

孟子和齊王都沒有考慮到齊輕易全勝的另一解釋,即它可能只是戰術幸。按《戰國策》和《史紀》的記載,燕國的貴族百姓爭權,領導人物互。軍隊因將軍市被而加入,將軍身死,軍隊潰散,所以“士卒不戰,城門不閉”[56],連抵抗千乘小國中山也無能。中山王鼎的銘文自耀“克敵大邦”,奪得土地方數百里,城鎮數十[57]。在燕國内亂的情況下,萬乘大國齊進擊,本來就有意趁機會檢便宜。便宜大得喜出望外,是好運氣。所謂“天意”“民意”,不過裝飾的金箔,以資宣傳,打擊反對吞併的理論罷了。

 

讓我們退一步,姑且當真的有些燕人捧著飲食歡迎齊師,那就顯示燕人普遍喜歡齊滅燕嗎?擧個今天人們熟悉的例子。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大事宣傳伊拉克人民當街歌舞歡迎美軍,感謝美軍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的胡叁暴政之下。這些慶祝是否意味他們喜歡美國長駐佔領?

 

吞併還是吞併是政策問題,不是為齊王吞燕的意圖找籍口。它目的在為勝利戰果找尋長期妥善的政治安排,所以它的眼光必須往前看,考慮將來,估計預料各種安排的可能風險、可能收穫。本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云云,是向後看,沉醉於過去的已成事實。然而,孟子基於齊伐燕無敵,推斷齊軍是得民心的仁義王師,無敵者仁;既然是仁了,那麽“仁者無敵”的理想便可以用以展望將來:“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王者,未之有也。”[58] 這是湯、武吞併而成王業之道。然而,湯武之道是否適合現實?

 

燕人會不會喜歡被齊吞併籌劃政策的人若沉醉於空言而肯負實際責任,就必須想想,燕國在周武王滅後即受封,近八百年的基業,一旦被滅,燕人會如何反應?孟子一向把人民分作兩等:君子受供養、統治小人;小人被統治、供養君子[59]。簞食壺漿是小人歡迎士卒的樣板舉動;君子的樣板是拿滿筐絲帛獻給將領[60]。對小人來說,燕國的統治者並非一貫暴虐。燕王噲便勤政愛民;他搞禪讓,也是想行堯舜之道。弄出貴族爭權,失控成亂,禍及黎民,乃是意外,不過幾個月光景,大可糾正,不能說長期的水深火熱使黎民對燕宗室絕望而轉望於外國。然而,平民雖然對舊君王舊君子有感情,但一般的政治意識不強,缺乏組織,兼併後就算不滿也無能表示。孟子曰:小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末句含糊。“亦”“而已矣”有明顯的無可奈何的意味。“運”可解做命運,也可解做轉運但轉什麽? 注家提供幾種解:如果吞併後,燕國的小人發現比以前更困苦難,也不過是命運罷了;也不過是從燕的暴政轉到齊的暴政罷了;也只能把希望轉移到別的挽救上去罷了[61]。三種説法都為吞併辯護:那些曾經簞食壺漿以迎齊師的小人即使後悔莫及,也只能認了。從此可見,對真實的小人意向,孟子想到的是控制多於尊重。

 

控制小人不難,難的是在控制燕國原來的統治階層,有政治意識、有能力領導小人反抗的君子貴族。吞併有很多必定的牽連。燕國,即是廢去燕的王室貴族,毀其宗廟,從此國王姓田不姓姬,朝廷也另有新貴了。孟子曾經對齊宣王說,“我們所謂故國,不是因爲它有高大的樹木,而是因爲它有世代相傳的老臣”,因而勸他多用親戚[62]。“親親”本是封建政治的主幹,儒家也奉為政治道德[63]齊滅燕,田家親戚上姬族舊貴失去既有權益,從雲霄跌下泥濘,他們會喜悅才怪。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64] 滅燕,把燕國原來的巨室都得罪了,政治怎會不難。老朝舊貴,尤其基層的“士”“百姓”,人數衆多,在本地聲高望重,根深蒂固,熟悉人情歷史,慣於掌權,有組織能力,失勢後多會不甘而反。新朝的強龍要鎮壓地頭蛇,就算不願也逼不得會採取暴力。例如,周武王滅商後王之子就在管叔、蔡叔挑動下做反,要周公三年東征,誅殺外還強逼遷移大批“殷頑民”[65]。現代學者蕭公權說:“讀《尚書》大、多士、多方、康誥、酒誥等篇,更覺周人開國氣象之中,殺之威多於寬厚之德。”[66] 梁啓超總結:“周初之果殺戮實可驚。”[67] 不過“為尊者,為賢者”是儒家道德[68]。孟子隱瞞難看的史實,只說周武王因爲殷人喜悅而滅殷商,把它擧作齊滅燕的典範。這種報喜不報憂的“王道”在現實決策中不負責任,而且有失道義,因爲它蒙蔽了吞併的醜惡牽連,就像對人說前面的城池美麗,不說前往的路上滿埋地雷。

 

“順民心”“得民心”是孟子取燕論的中心,也是他整個政治思想的主調:“獲取天下有道:得到人民支持,就獲取天下了。獲得人民支持有道,贏得民心,就得到他們的支持了。”[69] 這並非他的獨家卓見。人民是國家的實力、君主權力的基本,原是先秦普遍的政治智慧。從春秋的田氏大借貸、小收還[70],到戰國的梁惠王災荒時移民就食[71],都旨在爭取民心,以壯大自己的實力。孟子遊說魏王齊王的主論,也處處説施行仁政就可以令天下人民歸心。先秦一般籠絡人民的措施理論都符合常識。孟子平時也說人民所欲望的,給予他們;人民所厭惡的,別加在他們的頭上。奇怪得是,觸到現實,他就違反了這常識。他的取燕論絕不考慮至少燕國的精英一定痛恨滅燕,大衆平民也不見得會喜歡。

 

不過取燕論透露一個秘密,足以彌補漠視真實民意的缺憾:民意可以由精英製造出來。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圖畫,不論虛實,反復描述會使人產生人民擁護的印象。現代宣傳製造輿論、強奸民意的技倆,戰國時的精英早已慣熟了

 

論放棄燕

 

齊宣王聽取了孟子的勸告,履行湯武之道,吞併了燕。

 

戰國時的國際關係異常敏感。當初齊動兵,趙馬上加強邊防。如今齊滅了燕,七雄減為六雄,國際形勢大變,五國反應強烈。趙武靈王要復興燕國,用樂毅之謀,聯合楚、魏,共同對付齊[72]。秦和韓也有所行動[73]

 

齊王問孟子:“諸侯合謀預備征討我,怎樣應付他們呢?”孟子以上引商湯故事比喻齊取燕,緊接著說,“燕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戮他們的父兄,俘虜他們的子弟,毀壞他們的宗廟,搶走他們的寳器,那怎麽行? 天下本來就畏怕強大的齊國,如今齊的疆土擴大了一倍,又不行仁政,自然會招惹各國動兵。請大王您趕快下令,放囘老年和幼小的俘虜,停止搬運燕國的寳器,與燕人商協,冊立燕君,然後從燕國撤退。這樣還來得及阻止別國興兵。”[74]

 

冊立燕君然後撤退,即是來個180 度大轉向,改變政策,放棄吞併、放棄湯武之道。然而太遲了。孟子這些話,齊王問他吞併還是吞併時就應該一早說出來。如今大錯鑄成,滅燕之事已做下來了。就算諸侯的兵馬還未出動,但很明顯地齊是被逼變卦,難消燕人被滅之恨。

 

儒生多不看因果,單憑這一段便說齊兵暴虐,齊王不聼孟子的話,所以引致燕人作反。此說其實是為賢者,與證據相反。

 

齊最無道而惹公憤的,是趁燕國之危吞併了它。這是孟子一度鼓勵的。燕人最痛恨的是這暴行,列國助燕伐齊也是因爲它。湯武救世的金箔、孟子製造的民意,自我陶醉可以,騙不了別人。燕人即時不反,不是無心而是無力;得到援手即反,也不是區區因爲齊兵俘老搶寳。整個國家都被齊搶去了,一點寳器算得了什麽?

 

除了吞併與其必定的牽連外,孟子所說的齊人暴行並不特殊,毫無證據顯示,所謂“燕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時它們少有發生。孟子認爲足以挽回的措施不過是釋放老弱俘虜、還不及壯年;停止搬運寳器、還不及交囘已搬走的。由此可見齊的暴虐即使過界,也太甚。這點暴虐和不行仁政能導致五國興兵,實在說不通。戰國七雄沒有一國行仁政,反而個個是奪城略地的高手,誰不慣於燒殺搶掠?孟子一反他以往的評,渲染齊的殘暴,把列國擡舉為禁暴安民的義師,顯然是遮眼法。他以枝節暴行遮掩齊的無道吞併、遮瞞他自己大唱湯武之道時毫不顧慮的吞併風險。

 

《孟子》中有關這事件的記載都引在本文附錄。讀者可見它對各段落的時機交待得很清楚。“齊人伐燕,勝之。”齊王問可取不可取,孟子以“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說應該吞併。齊王依他的話而行。後來,“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齊王問如何應付諸侯,孟子這時才轉口提議放棄吞併、冊立燕君。是齊王不聼他的新勸告,抑或是時機已過,聼了也來不及阻止列國興兵、燕人反叛?

 

314齊國伐燕,五十日全勝,隨即決定吞併滅燕。前312年列國伐齊救燕。其間很多事情在各地同時發生。古代的通訊交通緩慢。五國聽到齊滅燕的消息,合謀對付,使者往來,反應其實相當敏捷。列國動員,齊王既然接獲情報,燕人也必已得到聯絡。假如太子平仍在,可能已聞援手將至而開始組織反齊了。假如太子平已死,公子職可能已由趙衛護送、在韓返燕的途中了。即使齊王馬上根據孟子的提議行動,命令由齊都臨淄傳到燕京,又要扭轉進行中的措施,都需要時間。消息再傳到列國,要更多時間。列國箭在弦上,要阻止它們,不是孟子說說那麽容易。

 

早在醖釀吞併的時候,齊國已經有反對派了。孟子在禍火燃眉時倒戈加入。我想齊王採納了他們的意見,吞不下,吐出來,因爲不聞齊為保衛燕地而大戰。

 

事後指責

 

韓與秦聯兵攻入齊境,魏、楚也應和襲擊齊本土[75]。即如當年齊國用圍魏救趙的戰略,列國攻齊,逼齊召回佔領燕的軍隊以保衛家園。魏和秦更兵分兩路,同時進攻被齊佔領的燕地[76]燕人起齊,自立燕昭王。昭王收拾破燕,求賢圖治,慘淡經營,蓄意復齊之[77]

 

齊宣王吞併失敗,做不成湯、武,說:“我對孟子甚爲慚愧。”大夫陳賈說:“不要把這點過失放在心上。從前周公命令管叔監視殷遺民,也沒預算到他會反叛。可見聖人也有過錯,何況您呢。”孟子聼到說:“管叔是周公的哥哥,周公沒預料到他會反叛,非常合情理。古代的君子,有過錯隨即改正。現在的君子,有錯不僅一直錯下去,而且還文過飾非。”[78]

 

滅燕的最終決定在齊王。事敗,他當然要負最大責任。他的過失很多,包括沒有預料到列國反應、燕人反叛。然而,他吞併之前徵取賢臣的意見、付諸實行,事後也自知慚愧,一味爭功過、為尊者,卻是很多《孟子》注家不及的。

 

不久孟子辭官,在齊國邊境等了三天,希望齊王知錯能改,請他囘去,加以重用,使天下人民得以太平。齊王沒來請,他面帶豫之色離開了[79]

 

孟子在齊取燕事件上真的全無過錯嗎?有人說,齊王早已立意伐燕、取燕了,所以孟子的政見影響不大。或許這是真的,所以決策的責任落在齊王身上。然而,忠言勸諫齊王的責任,孟子卻逃不了。孟子出兵前不直諫說齊伐燕不義,吞併前不直陳吞併的風險。非但如此,他還推波助瀾,出兵前提供燕可伐的籍口,吞併前鼓吹湯武吞併的理想。假如他心中不同意齊伐燕、取燕,那就難免阿言迎奉之嫌[80]。至少在吞併事上,他在列國未有舉動之前是明顯真心擁護的。宋儒范氏代孟子總結:“征伐不效法湯、武,就是暴亂。我怎能因爲齊王做不到湯、武,就捨棄我的道學而去屈就他?”[81] 湯、武吞併而王天下的理想就像柄槍,威力大,但操之不當,會造成重大的無辜傷亡。孟子在齊國多年,對齊王的爲人、齊軍的作風應該相當了解。當時尹士就批評說,假如孟子不知道齊王實際上做不到湯、武,那他是判斷錯誤[82]。假如他明知齊王實際上做不到湯、武,那麽保持沉默,甚至抗議吞併,其實都不是枉屈道學;反之,不顧勉強去做湯武的巨大禍民風險,慫恿齊王去施行脫離現實的理想,其實不是行道而是有失道義。就像把槍交給小孩子,闖下不幸,還以爲自己絕對正確,那是不負責任的理想主義。

 

齊取燕失敗,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政治常識。從經驗汲取知識,以資改良,是人類進步的動力。可惜二千年來,闡釋《孟子》的儒生自命得“道”,排擠經驗知識,埋首章句注解,一味為孟子開脫責任,不知此等文過飾非正是孟子不齒的“今之君子”所為。孟子看不到自己其實也是“今之君子”,他的門徒更是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主觀極端的“仁治”

 

齊取燕事件的來龍去脈,政治影響固然不少,在儒家的倫理學上,意義更重大。它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窺見儒家道德在實際事件上的具體表現。

 

孟子曰:“天下,援之以道。”[83] 救世用的是什麽“道”?“道”高深玄妙,難以理解。儒家具體說“道”,主要依靠聖賢的典範。注家指出,孟子事齊王、魏王,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84]。堯舜之道和湯武之道在齊、燕事件中皆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而後果皆去理想甚遠。燕王學堯舜禪讓,引致燕國爭權内亂之禍。孟子教齊王效湯武吞併燕,幸而在列國反應時懸崖勒馬,只種下禍根,即時不見大難。儒者的一般評論是,一,聖王之道不行,全部是燕王和齊王的過失;二,他們的過失是自私殘暴,沒有道德。這些論調表現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特色,人治和唯道德主義。它們也掩蓋了王道不行的另一可能解釋:空疏、教條化、與現實脫節,就如《史記》所記當時人的批評,“遠而濶於事情”[85]

 

儒家的政治思想,嚴守君君臣、上下尊卑外,最大的特色是人治主義,把政治係於統治階層、尤其是君主的個人道德修養。孟子說:“只有大人才能糾正君主的不正確思想。君主仁,沒有人不仁;君主義,沒有人不義;君主正,沒有人不正。一把君主端正了,國家就安定了。”[86] 他自認是王者師,正君心是他政治活動的主題。他取燕論的絕大部分篇幅是要齊宣王思想改造,行湯武之道,得民心而王天下。吞併失敗,他怪於齊王居心不正,暴虐而失燕人心。列國興兵助燕,他也歸咎於齊王不行仁政。他辭官後在齊邊境等待,說齊王雖然有失,但仍然可救,希望他端正態度,重用自己[87]。這些全顯示,他所追求的是思想正確的人治。

 

什麽是正確的思想?儒家政治以道德為基礎。然而有道德不同整天把“仁義道德”在口上。我們必須追問這些字眼的意義内容。我們用什麽準則判斷某一行為道德或不道德、某一政策合義或不合義?倫理學各派的觀點不同,有的側重行動的主觀動機,有的側重行爲的客觀後果[88]。兩派分歧,可見於孔、孟對春秋五霸以及管仲的評價。

 

孔子與子路、子貢談論時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今天還享受到他的恩惠。”“公多次會合諸侯,不以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勞。這就是管仲的仁德!這就是管仲的仁德!”[89] 孔子固然注重内心,但亦不忽視後果,讚賞管仲助齊桓公成霸政、減戰事、造福人民的功業。相反地,孟子說:“孔子的門徒從不談論齊桓公、晉文公的事跡,所以這些事跡沒有流傳到後世。”[90] 他唯一認許的是“依靠道德而實行仁義”的王道,認爲齊桓公等所為乃“依仗實力而假借仁義之名”的霸道,思想不正確,所以一筆抹煞,談一下都不齒。以同樣理由,他不屑與管仲相比,自稱“不為管仲”[91]

 

比較孔、孟,可見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觀武斷化、忽略客觀現實;兩分極端化,淘空道德的細節内容,趨向教條。

 

孟子鑽入人的內心,把統治者的主觀動機提升為政治優劣的決定性因素,蓋倒功果利害等客觀因素。他提出崇高的理想,督促君主培養仁慈的品德,推己及人,這是他偉大之處。然而,過份注重主觀心性、高遠理想,容易忽略客觀環境,眼下事實。現實有不少醜陋處,客觀環境約制我們的取捨選擇。閉眼不看它們,自然可以說得輕鬆漂亮。孟子的表現便有此傾向。論伐燕,他舉失掉了現實意義的王命;論取燕,他一廂情願地說燕人歡喜。勸齊王吞掉燕,既不提治理燕民的辣手問題,更不考慮列國的可能反應,只是展示美麗的理想藍圖:齊滅燕就如湯開始時滅,使天下人民引頸相望,以後再征伐,天下垂手可得矣。借用他勸宣王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比喻,齊滅燕而王天下,易如“折枝”“反掌”[92]。這理想就像1958-1960 年間的大躍進:中國只要鼓足幹勁,多快好省,就能在15 年内趕上英國。理想無疑是偉大崇高。然而,脫離了現實,理想容易淪為空想,自欺欺人。在書齋清談或許不防,但在政府解決現實問題,基於空想的政策可能連累無數人民飢荒流離、戰亂傷亡。不負責任的理想主義有虧道義,可惜孟子和他的流派甚少理會。

 

上面引述、孔子和孟子對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的異評價,可見孔子仍然尊重歷史實踐中產生的本義:領導諸侯,王治理人民,有不同的政治功能,但基本上無道德分野;王、霸一樣可以仁義[93]孟子就不同了。他以思想正確不正確的主觀判斷,把王道、霸道對立起來,崇王貶霸。孟子王霸截然對立之說,與更基本的義利不相容之說,皆成爲儒家的道統主流。這兒我不能探討人的心理複雜隱蔽,輕率編排動機給別人可能造成慘痛冤獄的危險[94]。我只能就取燕一事略談孟子思想兩分化、極端化的“道”。

 

把《孟子》列爲《四書》的宋儒朱熹形容:“孟子於義利間辯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95] 例如,孟子一向認爲戰國普遍虐民,“率獸而食人”[96]伐燕前還說齊和燕半斤八兩。然而,到他以仁義王道論取燕時,即刀把齊、燕劈分為兩個極端樣板:燕是民的暴君,齊是暴的救主。

 

不以堯治理人民的方法去治理人民,便是殘暴人民。”[97] 這是孟子兩極化政道的一例。然而,燕王學堯禪讓,孟子卻說它是殘暴人民的可伐罪狀,豈非一張嘴說兩面事?其實人情世事複雜,很少黑白分明,多數是像黑胡椒混鹽,甚至深灰淺灰。軍政大事涉及眾多國家、階級、政派、宗教、道德價值、社會風俗等等,因素糾纏,各有對錯。道德取捨,要在細微處著實分析。例如,燕的內政敗壞、民生困苦,齊為此而征伐,是否合義?是與否皆有很多道理。借用現代的術語,這問題最簡單來説也涉及人權和主權的衝突:一個國家為了保護人權而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武力干涉它的內政,是否合理?人權和主權各有很重的道德份量,但皆不是絕對,衡量輕重時便要深入事情細節:燕怎樣民、爲什麽虐民?燕違反了什麽人權?齊的行動會怎樣改善民生、會怎樣提高人權、會怎樣因爲侵犯燕國的主權而擾亂國際秩序?齊的行動應有什麽範圍限制、吞併是否在它合理的行動範圍之内?問題繁雜。一刀劈的武斷使人無法顧及是非切實所在的事情細節,遇到困難只能單揀有利己見的理由,隨意揮刀,所以辯論反復無常。孟子論伐燕時全然不顧人民,到論吞燕時卻把人民當作唯一的考慮因素,全然不顧主權和國際秩序。伐燕燕的,其實皆是普通的齊軍,行其習慣的作風,但孟子一刀把它撇到暴師那面,第二刀又把它撇到仁師那面,隨著辯辭方便而變,就像賣矛時他矛無盾不穿、賣盾時說他的盾無矛能穿[98]

 

與“人權”、“主權”一樣,“王”“霸”“義”“利”本身只是個字眼,但所代表的内涵卻豐富深厚,時常互相牽涉,義中可以有利,利中可以有義,闡釋殊不簡單。道德内涵最爲顯現的,莫如在具體事情上產生摩擦時的輕重衡量。在燕内亂的情形下,考慮齊應否伐燕,人權與主權的比重應是如何? 六成與四成之比,還是四成與六成之比?為什麽人權或主權在此具體情形下較爲重要?踏著事實細節分析,盡量包容對方的理由,尋求折衷解決,這是道德的内涵。兩分化的思想只有十成與不足論兩個極端,說利便是不義,取消了折衷餘地,其實是淘空了道德的内涵,使“義”“利”變成空泛的口號,把道德教條化。

 

道德教條配合不顧客觀現實的主觀態度,容易使人盲目自是。“道”是絕對的。我合“道”,不同意我的就是“無道”,這樣壟斷了“道德”。孔、孟以及後世道學家,理論上全說要自我反省,孔子與眾不同處在他的實踐。第一個把《四書》翻譯成英文的理雅各發現,孔子和孟子有點不同:孔子認識到自己的弱點,肯認錯;孟子缺乏這種認識[99]。在取齊事件中我們看到,從事前到事後,孟子從不懷疑自己的判斷可能有絲毫差誤。吞併失敗,他把過失全推到齊王身上,忘了齊王問他應否吞併時他自己提供的意見。他事敗後辭官離齊仍然堅持:“假如希望平治天下,當今之,除了我還有誰能做到呢?” [100] 堅決拒絕從經驗中汲取知識,一意固步自封。齊王不請他囘去做宰相,是齊人的幸運。

 

 僵化的道德教條,非善即惡的兩極框框,對策劃實在福利人民的政策無助反礙。然而,空洞動聽的口號教條,雖然妨礙理性分析,但能挑動人的感情,有效於宣傳、罵戰。儒家說“道”主要依靠聖賢典範。想像你是齊宣王,問應否取燕,聽到孟子的湯、武故事,你會得到什麼?必須順民意、得民心的命題非常響亮。你說:好啊!這一直就是我的理想。問題是,我實際上怎樣做才能順民意、得民心?在湯、武典範中,你看到一個黑白分明的兩極世界,除了商湯外,其他全是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可暴君。順民意簡單,四處出兵征伐、打贏仗便是。然而殺掉暴君後,要真實獲得民心,還必須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行。孟子說:“湯的征伐到處,市集不停,耕者下地,誅其君而恤其民。”軍紀嚴明、不擾民不過是維持現狀罷了。怎樣改善、怎樣撫恤人民?這是王道所以得民心的精髓要素,也是齊王詢問可否吞併的癥結。可惜除了兼併人口外,你在湯的典範中找不到半點提示,或正確一點說,你找到的提示是:得民心就是受到人民崇拜讚美。在大篇描述中,你聽到的只是人民對偉大的救世新君主歌功頌德,而且這榮耀得來容易,除暴君外似乎不用幹什麼。齊王大勝後本來已經是頭腦發熱,再受到萬民膜拜的聖王典範勉勵,想會淘然若醉,以湯、武自居,再也聽不下反對吞併的理由了。這就是孟子教化正君心的“道”。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101] 怎樣仁法?商代甲骨文出現,是信史之始。關於它開國之君成湯的詳細故事,多屬傳説虛構。周代的歷史記載豐富得多了。《尚書》有關於武王伐紂之事,其中《武成》篇形容戰事慘烈。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102] 孟子為典範聖王辯護,透露了三個意念:一是他向來強調的“仁者無敵”,二是“至仁”與“至不仁”的兩極思想,三是主觀至上。書本所說並不一定屬實,客觀求真者必須參考其它各種證據,反復核實。孟子並沒有這樣做。他一口否定了不符合他主觀的記載,以武斷維持聖王典範。武王怎樣“至仁”?儒家為尊者,為賢者。聖王又尊又賢,因爲他們的缺點過失全被隱瞞了,所以剩下的是“至仁”的形象。這樣看,較爲貼切的説法是:三代得天下也,所以“仁”。齊宣王伐燕輕易全勝,因爲無敵,被比作仁義的湯、武。可惜學湯、武吞併失敗,因此落得暴君的臭名。

 

莊子與孟子約摸同時。孟子在討論具體事件上所透露的政治思想,或許可以套用《莊子》一句話:奪鈎者盜,奪國者王。王之門,“仁義”全矣[103]

 

附錄: 《孟子》齊取燕四章

 

沈同以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有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公孫丑下》4.8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 《梁惠王下》2.10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後,後來其蘇。’今燕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兄父,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 《梁惠王下》2.11

 

燕人畔,王曰:“吾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公孫丑下》4.9

 

20153月)

 



[1] 《孟子·公孫丑下》4.3。(章句編號按楊伯峻的《孟子譯注》)。

[2] 《孟子·騰文公下》6.4,“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3] 《孟子·公孫丑下》4.10

[4] 《孟子·公孫丑下》4.2

[5] 《孟子· 公孫丑下》4.4

[6] 《孟子·公孫丑上》3.1,“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家常說公孫丑此問是假設之詞,我完全看不到假設的意味,尤其比照於下一章公孫丑明顯的假設之問:“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異矣。如此,則動心乎?”“如此”二字表現出任齊相之說是假設。比較下,可見孟子在齊當路並非假設之詞,就如說“夫子在齊做大官啦”。大官不必是相國,但若踏實為民,當可有所建樹,甚至憑功拜相。

[7] 《孟子· 告子下》12.6

[8] 《史記》142343,孟子列傳。

[9] 孟子·公孫丑下》4.124.13

[10] 《戰國策·燕策一、二,齊策六》。

[11] 《墨子·尚賢上》。

[12] 戰國策·燕策一》,《韓非子· 說疑》,《史記》341555-1556燕召公世家。

[13] “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王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期。

[14] 戰國策·燕策一》,《史記》341557燕召公世家。

[15] 《孟子·公孫丑下》。

[16] 《左傳》宣公12

[17] 《朱子語類》卷52 ,孟子二。

[18] 孟子·梁惠王下 2.10

[19] 《孟子·梁惠王下》2.7

[20] 祿”《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上》2.5 5.3

[21] 《孟子·滕文公上》5.1

[22] 《孟子·萬章上》9.59.6

[23]   馮友蘭 1944: 54-55.  梁啟超 1996: 23-6.  許倬雲  2005:  95-105.  Schwartz 1985: 46-53.

[24] 《左傳》昭公18年。

[25] 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集》,人民出版社(2008),卷1,頁264-7

[26] 《孟子·萬章上》9.5

[27] 孟子·公孫丑上》3.5

[28] 《孟子·梁惠王下,公孫丑下》2.64.2

[29] 《孟子·公孫丑下》4.8

[30] 孟子·4.5

[31] 《墨子·非攻下》。

[32] 《孟子·公孫丑上》3.1

[33] 《孟子·梁惠王上》1.6

[34] 孟子·梁惠王上,盡心下》1.514.1

[35] 葉志衡, 《戰國學術文化編年》, 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166-167

[36] 孟子·離婁上、盡心下》7.1414.4

[37] 《孟子·告子下》12.4

[38] 《戰國策· 燕策一》,《史記·燕世家》341557

[39] 《史記·六國年表》15732

[40] 《史記·趙世家》431804。其它資料,見葉志衡《戰國學術文化編年》頁214-215

[41] 《吳子兵法·圖國篇》。

[42] 《左傳》閔公2.

[43] 《左傳》宣公11楚取陳和齊取燕開始時頗有相似之處。然而,後來楚莊王主動讓陳復國,齊因列國興兵而被逼棄燕,結局異。比較楚莊王與孟子對各事件的意見,參見歐陽瑩之《王、霸、王霸之辨》,www.chinaandrome.org/Chinese/essays/hegemony.htm.

[44] 《孟子·梁惠王下》2.10

[45] 《孟子·梁惠王下》2.11

[46] 朱熹《朱子語類》卷51,梁惠王下、齊人伐燕勝之章

[47] 《孟子·公孫丑下》4.12

[48] 戰國策·燕策一》,《史記》341557燕召公世家。

[49] 《孟子·公孫丑下、梁惠王下》4.82.11

[50] 《孟子·梁惠王下》2.10

[51] 《論語·子張》19.20

[52] 《史記·燕世家》341554

[53] 齊國常備有訓練的“技擊之士”“持戟之士”,即伐燕所發的“五都之兵”,見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229。齊國斬首賞金制度,見《荀子·議兵》。

[54] 孟子·滕文公下》6.5

[55] 《孟子·萬章上》9.5

[56] 戰國策·燕策一》,《史記·燕世家》341557

[57] 中山王鼎銘文。

[58] 《孟子·公孫丑上》3.5

[59] 《孟子·滕文公上》5.35.4

[60] 《孟子·滕文公下》6.5

[61] 三種詮釋分別見於趙又春《我讀孟子》,楊伯峻《孟子譯注》,朱熹《孟子集注》。

[62] 《孟子·梁惠王下》2.7

[63] 《中庸》1617,孔子答哀公問政章

[64] 《孟子· 離婁上》7.6

[65] 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142-148

[66] 蕭功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聯經(1946),頁67

[6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史(1996),頁60

[68] 春秋公羊傳》閔公1年。

[69] 《孟子· 離婁上》7.9

[70] 《左傳》昭公3年。從陳國移居齊國的田氏歷代籠絡人民,終於奪取齊政,廢去周王原來封的氏。

[71] 《孟子·梁惠王上》1.3

[72] 《戰國策·趙策三》。

[73] 兩國皆參與伐齊,見後。

[74] 《孟子·梁惠王下》。

[75] 《戰國策·齊策六,魏策一》,《史記·六國年表》15733,《史記·秦本紀》5207

[76] 《史記·魏世家》44.1850。《史記·秦本紀》5207。葉志衡《戰國學術文化編年》頁227綜合五國行動的記載。

[77] 《孟子·公孫丑下》4.9。《戰國策·燕策一》。

[78] 《孟子·公孫丑下》4.9

[79] 孟子·公孫丑下》4.124.13

[80] 朱熹說,孟子想必以爲齊應該伐燕,否則《公孫丑下》所載他的行爲不容易解釋,《朱子語類》卷54

[81] 《孟子·梁惠王下》2.11,范氏注,朱熹《孟子集注》引。

[82] 《孟子·公孫丑下》4.12

[83] 《孟子·離婁上》7.17

[84] 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下》2.11,引范氏,

[85] 《史記》142343,孟子列傳。

[86] 《孟子·離婁上》7.20

[87] 《孟子·公孫丑下》4.12

[88] 現代倫理學中,義務論deontology 以盡義務的動機為道德基礎,最有力的論者是康德 Kant。後果論consequentialism 以行動的所有後果為道德基礎,其中最出名的實利論 utilitarianism 以幸福來衡量後果。這些理論衡量單獨行爲。儒家重視整個人的人格修養,近乎美德論 virtue ethics,西方論者首推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什麽是美德,中西不盡相同。我想最大的分別是,儒家缺乏西方推重的客觀理性、求真精神。

[89] 《論語·憲問》14.1714.18

[90] 《孟子·梁惠王上》1.7

[91] 《孟子·公孫丑上、下,盡心上》3.13.34.213.30

[92] 《孟子·梁惠王上,公孫醜上》1.73.1

[93] 參見歐陽瑩之,《王、霸、王霸之辨》,www.chinaandrome.org/Chinese/essays/hegemony.htm.

[94] 歐陽瑩之,龍與鷹:秦漢與羅馬帝國的興衰,如何影響了今天的世界?》中華書局(2015),第6.9節。

[95] 《朱子語類》卷56

[96] 《孟子·梁惠王上》1.5

[97] 《孟子·離婁上》7.2

[98] 《韓非子·難一》用“矛盾”的寓言譏笑儒家的教條。

[99]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2nd ed., Vol. 2, The Works of Mencius; Prolegomena, His influence and opinions, p. 71.

[100] 孟子·公孫丑下》4.13

[101] 《孟子·離婁上》7.3

[102] 《孟子·盡心下》14.3

[103] 莊子·胠篋》,“,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