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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政治思想的實踐：齊取燕策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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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七雄合縱連橫，保持均勢二百多年。秦一舉滅六國之前，一雄吞併另一雄，只有齊取燕。齊吞掉燕，雖然因為五國干涉，只守了二年，但積怨後果深遠。那時孟子在齊任卿，取燕是他一生參與的最重大事件。決策不在他，但他對伐燕、取燕、棄燕的政見，說出來的全被齊王採納，切實地表現出孟子“仁政”的泛道德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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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約四十嵗開始離家遠遊，二十多年來，到處接獲貴族的黃金禮物[1]，帶著數十車輛、數百從人，從一個諸侯吃到另一諸侯[2],謁見魏國梁惠王、襄王，齊國宣王等。做官從士、大夫，直至齊卿，俸祿高達十萬鍾[3]。齊宣王常常與孟子談論，很敬重他，就如孟子的朋友說，“我只看見王尊敬你，卻看不到你怎樣尊敬王”[4]。對孟子切實可行的提議和批評，齊王接受，甚至道歉說：“這是寡人的罪過。”[5] 孟子在齊不是主持國政的宰相，但頗有權位，大有機會申展澤民救世的抱負，以致他的弟子興奮地問：“先生您在齊大權，管仲、晏子之功業可以再度復興嗎？”[6] 孟子從政多年，鼓吹仁政救世，但無甚功績可陳。最後辭官離齊時，對位列三卿但上沒有糾正君主，下沒有造福人民的批評，只能說：“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7] 儒家解釋說他不得志是因爲一意援天下以道，不肯枉道事君。司馬遷在《史記》裏解釋，則説孟子之道“迂遠而濶於事情”[8]。孟子持以救世的“道”是什麽？ 為什麽他高官厚祿而沒有作爲？
讓我們從一個具體事件中尋求答案吧。 《孟子》所載孟子參與的實際政事不多，其中以齊吞併燕一事最爲詳備。事起齊宣王六年（前314年），歷時二年。孟子已是長者，在齊眼見宣王即位，事發時任卿的官職。事件自始至終各階段，他都有即時政論，但不都即時勸諫齊王。齊出兵打燕之前，他認爲齊伐燕不義，但沒有向齊王提出來。戰勝後，他鼓勵齊王效法成湯滅夏、武王滅商之道，吞併燕、進而王天下。五國動員伐齊救燕時，他責怪齊王不能行湯武之道，轉而提議齊放棄燕。這兩次勸告，齊王都聆聽接納，付諸實行。齊吞併燕失敗後數月，孟子辭官，悻悻然說：“齊王假如用我，何止齊人得到太平，天下人民都可以得到太平。”[9] 儒家對此事的評解是，齊王不聼孟子的勸告，所以失敗。本文深入分析孟子在考慮出兵、考慮吞併、列國反應時考慮放棄、事後檢討，各階段中的具體政見， 指出儒家的評論是斷章取義、爭功卸責、為賢者諱。其實孟子在每一階段上，表現都有道義上可非議之處；整個事件上看，更顯得反復矛盾。他堅持不捨、不因經驗教訓而反省的“道”，是一種脫離現實、不負責任的理想主義。這種高遠迂闊的“道”說來動聽，大利於宣傳、讓自命“人民救星”者攻擊異己、往自己臉上貼金，深得歷來統治精英的喜愛。然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用到實際政治決策上，容易使千萬無辜的人民罹難。1959年前後的大躍經，便起自不負責任的理想主義。它導致的大飢荒，今天不少人曾經身受。齊取燕事件直接導致的死難沒那麽大規模，但它所表現的不顧現實盲目自是，成爲皇朝獨尊的儒家的教條，二千年來不知禍及多少人。 前284年，燕昭王遂積心服仇之志，合五國伐齊。樂毅率燕軍入齊都臨淄，並攻下齊國七十個城池，超過所有城池的半數[10]。齊自此一蹶不振，淪爲弱國。這次大禍的起源在30年前。那時距離商鞅變法完不及十年，秦國鋒芒初露，但國力恐怕還未及在馬陵戰役勝魏的齊。齊國趁燕國内亂，攻打吞併了它。後來趙、魏、韓、楚、秦伐齊救燕，燕人起而自立新君，齊不得已而棄燕，但已結下冤仇。再溯因緣，我們可以追問導致燕國内亂的根由。這禍源令人驚奇：堯舜之道；燕王學聖人、搞禪讓。
周朝行宗法封建，君王卿一貫世襲，用人以親親為上。墨子開始提倡尚賢，不計血緣出身，即使工農，有能力則擡舉，使他高爵任事。他稱道堯提拔舜，將政事交給他，以致天下太平[11]。儒家發揚這觀點，到戰國中期，已描繪出一幅完美的堯舜聖王圖畫，包括禪讓之事。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戰國楚簡中，便有儒家文章極讚“唐虞之道，禪而不傳”，說古聖王壯年時盡力治理天下；年邁力衰，四肢倦惰，耳聾目昏，便自動退位，禪天下而授賢，自己退休養生。這樣做利天下而不以天下利自己，乃“聖之盛也”。 當時這些理想不止是書生空論。燕王噲苦身憂民，親自下地耕田，與民同勞，内無台榭女樂，外不操戈田獵。他行事以聖王為典範，老不能聼政，便把國事全交給相國子之，自己反而為臣[12]。然而，不論儒生口上怎麽說，真的實行禪讓，危害世襲貴族的既有利益，整個統治階層都如刺在肉。燕國内，太子平不服，與將軍市被合謀反抗子之，引致内亂。國外，諸侯們也虎視眈眈。 採取行動之一是燕鄰小國中山。中山出兵伐燕，贏得疆土城池，並選燕國精銅鑄鼎與方壺、銘文記載自己的煇煌義舉，譴責燕王禪讓，以儆戒後世君王。中山王方壺的銘文痛斥燕王噲“不辨大義，不忌諸侯，而君臣易位。對内，斷絕召公的基業，滅絕對先王的祭祀。對外，使子之朝覲天子的廟堂、與諸侯相會派次序。這樣是上逆天意，下違人心……。我願跟隨各國大夫去平定燕亂。”鼎文更頌揚“出兵征伐不義之邦，奮枹振鐸，闢啟封疆。”這鼎和方壺1977年在河北中山王墓出土，提供寶貴資料，助我們明白取燕事件的國際政治氣候[13]。 齊人對燕的情況也很注意。相國子儲對宣齊王說：“現在去攻打，一定能破燕。”齊王派人對太子平說：“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齊國願意聼從太子您的差遣。”太子有了撐腰，聚衆攻打子之，不勝。將軍市被倒向子之，與百姓反攻太子平。燕國内亂數月，死者數萬，燕人恫怨，貴族離意。 《戰國策》和《史記》記載此事，皆緊接著說：“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14] 《孟子》的說法不同。以下評述跟據《孟子》。不論真假，這是孟子的自我形象，更能表達他的思想。 《孟子》沒有提到孟子擧周文王、武王的典範勸齊王攻打燕國，只記載出兵後，孟子囘答是否曾經勸齊伐燕的問題（原文見附錄）：孟子說：沒有。沈同以私人身份問我：“燕可伐嗎？”我回答道：“可伐。因爲子噲不能把燕國讓給別人，相國子之也不能從子噲手中接受燕國。就像你喜歡某人，不經王命便私下把官爵俸祿送讓給他，他也不經王命便私下接受你的爵祿。子噲、子之也是同樣的私相授受，這怎麽行？”他們就這樣去攻打燕國了。他假如跟著問我：“誰可以伐燕？”我會囘答：“只有天吏才可以征伐。”譬如有個殺人犯，有人問我，“這人可殺嗎？”我會答道，“可殺。”假若他再問，“誰可以殺他？”我會回答，“只有治獄官才可以殺。”如今以與燕國同樣殘暴的齊國去伐燕，我爲什麽要去勸他？[15] 孟子明言燕可伐，但壓下不說齊沒有資格伐燕。他沒說的比他明說的更重要。我們分析，從他所說的開始。 問燕是否可伐，就是問燕是否有應得懲罰的罪行、武力懲罰它是否合理合義。動兵必定傷人。中國傳統一向認爲兵是兇器，不得已才用。當然，搶地掠民的戰爭多的是，但一般都認爲是不義，例如春秋時楚莊王雖然勝晉稱霸，但自己否認這是值得宣揚的仁義戰功[16]。義戰至少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行。 姑勿論他們暗下是否參雜別的動機，孟子、齊王、中山王明標的伐燕理由都是要維護封建道義，但偏重不同。齊王擧君臣父子之義，中山王外加上諸侯之間的關係。與他們的理由相比，孟子說沒有王命不可禪讓，粉飾性最重。那時不止大國諸侯，連小國如中山都自稱爲王了。周早已權威蕩然、分裂為東西兩個爭執不休的小國了，燕王根本無法求取王命。孟子遊說齊王、魏王，慫恿他們王天下，從來沒有把周王放在眼下[17]。如果燕君無王命而禪讓是不義，那麽齊國無王命而兼併燕同樣不義，但齊勝燕後孟子贊同兼併，卻絕口不提王命[18]。前後矛盾，顯示他自己也不重視這理由。伐燕是動干戈的傷民大事。孟子為此微弱的理由贊同動兵，似乎把“義”的標準放得太低了。 如果我們把“王命”的意義引申為國際秩序，那麽孟子的理由可以這樣說：世襲是天下的統治階層都奉行的制度。燕王禪讓擾亂了這制度，動亂可能傳染到別的國家，因而危害天下秩序，所以應得懲罰遏止。歸根結底，伐燕的主旨是懲罰禪讓、維護世襲，推廣來說是政治權力轉移的問題。我們也放寬眼界，看孟子對這問題的思想吧。 夏商周三代下來，世襲制與它造成的權貴既得利益早已根深蒂固。孔子曰：“吾從周。”孟子也很擁護世襲制，勸齊宣王加強世襲大臣[19]；做官的子孫後代都享受世襲俸祿更是他仁政的兩大基柱之一[20]。世襲制維持一家一姓的朝代。至於轉朝換代，歷史提供兩個模式，一是堯禪讓給舜、舜禪讓給禹；二是商湯滅夏、周武滅商，憑征伐奪取政權。儒家崇拜古聖賢，為它們蒙上聖光。 湯武之道是孟子贊同齊吞併燕的主要論據，我們留待以下詳論。孟子“言必稱堯舜”[21]，但對禪讓傳賢卻不特別稱許，認爲它原則上與世襲傳子並無分別：“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 這一貫之義就是天意：“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舜的王位不是堯禪讓給他的，而是天給予他的[22]。學者指出，孟子的思想很倚重天命天意的權威。古代的“天”本來是個有意識人格的神，周武王伐紂，便自稱奉了天的命令。到春秋時代，民智日開，天逐漸抽象化，神格消退，不再插手人間是非了[23]。春秋晚年鄭國的子產已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24] 二百年後，孟子思想復古，提倡君權天授[25]。弟子不明追問，那麽天怎樣把天下給予某人？他答道天意在民意中顯現：“天視自我民視，天聼自我民聼。”[26] 民意駁雜，七嘴八舌，又怎知誰是天意的代表？沒有穩定的制度徵取民意、尋求同意、安撫異見，是否誰奪得王位、坐穩王位，誰就算是得民心、獲天命？控制輿論的政治精英滿口“人民”，玩弄“民意”，制造“民意”，挾“民意”以自高，表達的其實是普儸大衆的嚮望、還是他們自己的意向？讓我們在具體問題上探索孟子的答案吧。 燕國内亂，可以說是民意不一，互起衝突。若真的尊重民意，應該讓燕人自己去解決矛盾，外國不應橫加干涉。燕民之意，未必合孟子之意、齊王之意。假如燕人最後贊同禪讓，外國人憑什麽指責他們不義？内亂是殘酷，但外國侵略，又何嘗不殘暴？ 孟子心中認爲只有天吏才可以伐燕。“天吏”有兩種意義，齊國兩種都不及格。 伐燕論中，孟子把天吏比作有權向犯人施刑的治獄官。從此可見，“天吏”指官方權力，即是必須有王命才可以征伐，與必須有王命才可以禪讓同一道理。齊沒有王命，所以不可伐燕，言正理順。 若我們不單看伐燕論，可以發現另一種天吏。“仁者無敵”是孟子的口頭禪。有一次他加上一句：“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27] 這意義下，只有行仁政的仁君率領不肆暴虐的仁師，才可以征伐。孟子明顯地表示齊不是天吏。他常責怪齊王不肯施行仁政，責備齊人無一個以仁義勸説齊王，甚至當面批評齊王“四境之内不治”[28]。他久居齊國，熟悉它的情形，認爲它和燕同樣暴虐。“以燕伐燕”，當然不可以[29]。 孟子說，“以燕伐燕，我爲什麽要去勸他？”兩暴相殘，黎民遭殃。孟子沒有理由去勸成，但卻大有理由去勸止。那時齊國正在考慮是否要攻打燕國，孟子“齊不可以伐燕”的道義對決策非常重要。爲什麽他緘口不言？ 孟子說他不說，因爲沈同沒有挑明問他。齊國君臣商討伐燕幾個月了，語境應該相當清楚誰想打燕。不過沈同措辭含糊，孟子不屑對他說明，也是小事。但對齊王就不同了。 當時孟子在齊國做官，有職守，有言責。就算齊王不來問他，他也有職責自動向齊王明舒己見，直諫說齊不是天吏，伐燕不義。假如齊王不聼，他可以辭官離去。孟子很會督促別人負言責,一次催人道：你做了幾個月官，應向齊王進言了，諫而不聼便要辭官。那時齊人評議道：“孟子說別人說得很好。他自己所為，我就不知怎樣說了。”[30] 用在伐燕事上，這評議相當合適。 兵禍使廣大人民罹難，人所盡知。大軍逞兇處不止沙場。遠征的兵馬需要糧草，而運糧不易，所以很多時軍隊就地取糧以資補給，孫子所謂：“因糧於敵”。即使軍紀嚴明，數萬人馬駐營覓糧、建造工事，也難免困擾黎民。墨子形容當時軍隊“入了敵國邊境，便收割莊稼，斬伐樹木，折毀城郭，填塞溝池，奪殺牲口。”[31] 所以不必蓄意暴虐，也會產生“田園寥落干戈後”，“大軍過後必有兇年”的現象。若軍紀鬆弛，士兵搶殺強奸，如墨子形容，“燒毀宗廟，屠殺萬民，殘害老幼，搬走寳器”，更不堪說了。戰國時的一般軍隊作風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可猜度，孟子說“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32]， 戰火頻繁是主要原因之一。孟子說戰國所有的國君都“嗜殺人”[33]，從未有一詞說齊王例外，或齊軍比其它軍隊好。他熟悉“糜爛其民”的齊、魏馬陵之役[34]。前332年齊趁燕喪攻燕，他正在齊國[35]。對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戰爭，他切齒痛恨，認爲陳戰是“大罪”，提倡“善戰的人應受最重的刑罰”[36]。孟子平時以愛民救世自許。現在眼見與燕一般殘暴的齊將要興兵，無數黎民將遭殄戮，有惻隱之心的人，就算沒有官職言責也會極力勸阻，即如宋牼千里奔波、勸秦楚不要動兵[37]。與宋牼相反，孟子安坐齊國，袖手不言。俗語說，要看人真心珍惜什麽，別聼他嘴上說什麽，看他火災時搶救什麽。兵災將臨時，孟子並未搶救黎民。 前314 年，齊宣王使匡章為將，率領常駐北方和五個都城的軍隊，大舉伐燕。燕人疲於内亂，將軍身死，邊防廢弛。齊軍長驅直入，五十天便大獲全勝，殺掉燕王噲與子之。至於太子平的下落，史書有兩種說法。一説他仍在，二年後被燕人立為燕昭王[38]。一說他已死[39]；燕昭王是那時住在韓國的公子職，由趙武靈王派人護送囘燕[40]。不論他是誰，燕昭王恨齊趁己之危，蓄意報仇。他最恨齊的，不是伐燕而是取燕；“取”即是吞併，“取燕”即是滅燕。 吳起提煉東周列國的經驗，總結國際關係的智慧：“戰勝易，守勝難。”[41] 戰勝後的政治安排是整個戰事中最重要、影響最深遠、也是最困難的措施。處理得好，可以凝聚勝利果實，長治久安。處理不好，戰功盡廢不說，還可能反遭其禍。擧個現代人熟悉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勝利的盟軍一味刻薄戰敗的德國，使德人痛恨，二十年後卷土重來。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軍吸取經驗，寬厚安置，贏得長期和平。 齊伐燕輕易告捷，如何安排敗國政治、如何守住勝利果實？當時齊人分開吞併派和反對派，各自提倡一種常見的安排。吞併是不消說了，然而春秋五霸雖然有吞併的能力和機會，有時也選擇不吞併而保存無君之國。例如衛懿公虐其民，後來被入侵的狄人殺死。齊桓公驅逐狄人後不趁機吞掉衛，反而幫助衛人重建城廓[42]。又例如，陳人弑君，楚莊王入陳誅殺罪魁，但後來認識到滅陳不合義，所以冊立陳君，讓陳復國。他們的公平處理使諸侯心服[43]。 怎樣處理燕？吞併對齊的利益最大，但對燕最刻毒、最惹燕人仇恨反抗。燕是傳統悠長的大國，燕人富慷慨悲歌的精神，吞併後不易治理，弄磕了麻煩巨大。不吞併，就在燕國宗室中選親齊的公子，立他為燕王，幫他坐穩王位，然後退兵。如此齊顯平息燕亂之義，邀所立燕王之恩，甚至可以使燕王臣服。 齊宣王問孟子道：“有些人勸我吞併燕國，有些人勸我不要吞併。我想，以萬乘大國擊打萬乘大國，五十天便攻下了，這不是人力可為。假如不吞併，違背天意，必有災禍。吞併了它，你怎麽說？” 孟子答道：“如果吞併而燕國人民喜歡，那便吞併；從前周武王便這麽做。如果吞併而燕國人民不喜歡，那便別吞併；從前周文王便這麽做。萬乘大國攻打萬乘大國，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還有什麽別的意思？不過是逃避水深火熱罷了。如果水益深、火益熱，亦運而已矣。”[44] 他倆都沒有提到太子平，想他是死了。否則齊王本來答應幫他平亂，現在要背約吞併，孟子應該會提出道義問題。 孟子擧聖王的典範作答，是他一貫的“王道”“救世”議論主題，也是他在整個事件中策對的重心。一年多後，列國合謀伐齊救燕，齊王詢問對策，他也先重彈此調才說別的。我引在這兒，一併分析： 孟子說：“我只聽説過以七十里地起家而得天下的，商湯就是了；未聼說過擁地千里的國家畏怕別國的。《尚書》說，‘湯開始時攻打葛國。’天下人相信他。他攻東方，西夷怨；他攻南方，北狄怨，都說，爲什麽把我放在後面？百姓盼望商湯就像久旱盼望烏雲。湯的征伐到處，市集不停，耕者下地，誅其君而恤其民，就像及時雨，人民歡欣異常。《尚書》又說，‘等得王的來臨，我們可以復活重生。’如今燕虐其民，大王您去征討，燕民認爲您將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簞食壺漿以迎王師。”[45] 商成湯滅夏，周武王滅商，皆靠攻伐吞併、奪取政權。儒家擧“湯武之道”為光輝的典範，有雙重意義。一是說他們戰爭時的行爲良好，秋毫不犯，所以耕市依舊。二是說他們吞併而成王業。假如孟子在伐燕之前擧湯、武的典範，可以警戒齊王小心軍紀，但他沉默不言。戰勝後說湯、武，意義主要在吞併；說文王，意義在王天下的第一步；文王未能滅商，但征戰擴土，滅了崇和其它國家，三分天下有其二，為武王建下了滅商的基業[46]。孟子以他們的典範慫恿齊王滅燕、作爲王業之始，想是說得起勁，眾所周知；後來事情不諧時就有人批評他：“看不到齊王無能做湯、武，是不明智。”[47] 我猜人們誤以爲孟子勸齊伐燕，也是因此而起。他說“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48]，勸齊王抓住時機做的，其實不是伐燕而是滅燕。他的取燕論大説燕虐民而齊救世，難怪人們誤會，以爲他也起初也曾經勸説齊王興義師，沒想到其實他那時認爲齊與燕同樣暴虐。 孟子取燕論的邏輯簡單。大前提：如果燕人喜歡便可以吞併；小前提：燕人捧著飲食歡迎王師，欣喜得很；結論：齊應該順民心，效法湯、武，吞併燕。他的大前提漠視現實的國際秩序，小前提漠視燕人的真實意向。結論惹禍，不足為奇。 孟子的取燕論，處處與他的伐燕論相悖，只除了一點，他沒說的比他所說的重要。伐燕理由的重點，封建道義或其引申的國際關係，在吞併論的大前提中影兒都不見了。他的取燕論絕不理會國家主權、國際秩序，有點像現代西方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只要宣傳些“保護人權”“推廣民主”，便不止可以武力干涉別國内政，甚至可以佔領吞併。 古代沒有現代的愛國觀念，但宗法、忠君的道義是有的，孟子、齊王、中山王便憑它譴責燕王禪讓。齊吞併燕，比燕王禪讓更無道、更不義、更擾亂國際秩序、更惹公憤、更危險。兩者皆斷絕燕召公的基業，但禪讓不過是一國内政，而且讓者情願；吞併卻直接影響天下勢力的分佈，而且吞者橫蠻。前者可伐，後者更可伐了。春秋戰國時代，貴族爭權内亂的事常見，《左傳》裏就有不少記載。外國插手相幫某派也有，但趁亂吞併卻絕對不是義舉。例如秦穆公三次幫助晉國平定續位之亂，也沒有起吞併之心。而且像燕、齊那樣平等的萬乘大國，合併了國力倍增，威脅其它本來平等的大國，當然會成爲眾矢之的。戰國七雄合縱連橫，打來打去，彼此蠶食，但長久沒有兼併，就是要保持國際的勢力均衡。均勢的道理是縱橫家的中心思想，《戰國策》中俯拾皆是。孟子也知道，不過按下不說，要等到列國厲兵秣馬時才提出來罷了。決策時閉著眼睛，到碰壁時才開眼看現實，但禍已闖下了。 孟子的伐燕、取燕、棄燕三論，對齊的褒貶甚爲蹊蹺。伐燕論説齊的暴虐不下於燕，棄燕論也説齊殺人父兄、虜人子弟[49]。唯獨在中間的取燕論，齊變成了“王師”，“王道”的王[50]。三論時隔不過二年，齊王齊軍的道德性質行爲真的過山車也似的大上大落嗎？ 取燕論的小前提舉出一個新理由說燕可伐：燕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為什麽伐燕論不提這理由？那時孟子認爲，燕之暴虐和齊差不多，並不特別出衆。假如它就能搆成義戰的理由，那麽隨便攻打那一國都可以自稱義師了。這是伐燕事前的客觀看法。然而，到齊伐燕而全勝之後，情況就不同了。敗家無能置辯，贏家主宰宣傳，大可魔化敗家、聖化自己。宣傳是湯武之道的一大秘訣，就如子貢指出，客觀看，紂王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周人宣傳中的惡魔；因爲他打敗了，所以天下萬惡都推到他身上去了[51]。在這種道德宣傳下，戰敗的燕國多了一個虐民的可伐的理由，勝利的齊軍變成了拯民救世的王師 ---- 直到它吞併失敗。 孟子的湯、武故事是聖王的樣板：敵國暴虐人民，聖王征伐解救，極得民心擁戴。這宣傳樣板與事實相符嗎？燕國貴族爭權，内亂禍及人民，就像有人打架碰翻油燈、造成火災。齊軍入侵，燕人會認爲他們是來救火，抑或是來趁火打劫？厭惡内亂是一囘事，認爲齊師是救主是另一囘事。連孟子也知道齊和燕一般暴虐，燕人會不知道嗎？他們對齊的行徑有經驗。十八年前燕易王初立，齊趁燕喪襲擊，搶去十城[52]，這次會有什麽不同？出征的是齊國慣戰長備的技擊之士，斬獲敵人一個首級就能得到八兩金子的賞賜[53]，虜殺搶寳等勾當，他們真的在伐燕時忍住不幹，要等到滅燕後才開齋嗎？“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是聖王樣板戲的術語，孟子慣用同樣字眼形容百姓歡迎商湯[54]。這術語用在伐燕的齊軍上，是客觀報道，還是主觀宣傳？孟子曾否尋求前綫和佔領區的的現實真相？ 取燕論所根據的事實，是齊軍勝得出乎意料的容易。齊王以爲是天意，孟子迎合。如上述，孟子提倡君權天授，但天不言，只以行動和事件示意；而天意的重要顯示就是在民意的趨向[55]。如今齊無敵，孟子說這證明它獲得燕人的支持。人民追附仁君，如同他們渴望湯、武，於是齊軍便因爲無敵而變成了“王師”。解釋這具體事件，孟子所用的邏輯不是他平時的口號“仁者無敵”，而是“無敵者仁”。 孟子和齊王都沒有考慮到齊輕易全勝的另一解釋，即它可能只是戰術僥幸。按《戰國策》和《史紀》的記載，燕國的貴族百姓爭權，領導人物互戕。軍隊因將軍市被而加入，將軍身死，軍隊潰散，所以“士卒不戰，城門不閉”[56]，連抵抗千乘小國中山也無能。中山王鼎的銘文自耀“克敵大邦”，奪得土地方數百里，城鎮數十[57]。在燕國内亂的情況下，萬乘大國齊進擊，本來就有意趁機會檢便宜。便宜大得喜出望外，是好運氣。所謂“天意”“民意”，不過裝飾的金箔，以資宣傳，打擊反對吞併的理論罷了。 讓我們退一步，姑且當真的有些燕人捧著飲食歡迎齊師，那就顯示燕人普遍喜歡齊滅燕嗎？擧個今天人們熟悉的例子。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大事宣傳伊拉克人民當街歌舞歡迎美軍，感謝美軍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的胡叁暴政之下。這些慶祝是否意味他們喜歡美國長駐佔領？ 吞併還是不吞併是政策問題，不是為齊王吞燕的意圖找籍口。它目的在為勝利戰果找尋長期妥善的政治安排，所以它的眼光必須往前看，考慮將來，估計預料各種安排的可能風險、可能收穫。本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云云，是向後看，沉醉於過去的已成事實。然而，孟子基於齊伐燕無敵，推斷齊軍是得民心的仁義王師，無敵者仁；既然是仁了，那麽“仁者無敵”的理想便可以用以展望將來：“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8] 這是湯、武吞併而成王業之道。然而，湯武之道是否適合現實？ 燕人會不會喜歡被齊吞併？籌劃政策的人若不沉醉於空言而肯負實際責任，就必須想想，燕國在周武王滅紂後即受封，近八百年的基業，一旦被滅，燕人會如何反應？孟子一向把人民分作兩等：君子受供養、統治小人；小人被統治、供養君子[59]。簞食壺漿是小人歡迎士卒的樣板舉動；君子的樣板是拿滿筐絲帛獻給將領[60]。對小人來說，燕國的統治者並非一貫暴虐。燕王噲便勤政愛民；他搞禪讓，也是想行堯舜之道。弄出貴族爭權，失控成亂，禍及黎民，乃是意外，不過幾個月光景，大可糾正，不能說長期的水深火熱使黎民對燕宗室絕望而轉望於外國。然而，平民雖然對舊君王舊君子有感情，但一般的政治意識不強，缺乏組織，兼併後就算不滿也無能表示。孟子曰：小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末句含糊。“亦”“而已矣”有明顯的無可奈何的意味。“運”可解做命運，也可解做轉運，但轉什麽？ 注家提供幾種詮解：如果吞併後，燕國的小人發現比以前更困苦難捱，也不過是命運罷了；也不過是從燕的暴政轉到齊的暴政罷了；也只能把希望轉移到別的挽救上去罷了[61]。三種説法都為吞併辯護：那些曾經簞食壺漿以迎齊師的小人即使後悔莫及，也只能認了。從此可見，對真實的小人意向，孟子想到的是控制多於尊重。 控制小人不難，難的是在控制燕國原來的統治階層，有政治意識、有能力領導小人反抗的君子貴族。吞併有很多必定的牽連。滅燕國，即是廢去燕的王室貴族，毀其宗廟，從此國王姓田不姓姬，朝廷也另有新貴了。孟子曾經對齊宣王說，“我們所謂故國，不是因爲它有高大的樹木，而是因爲它有世代相傳的老臣”，因而勸他多用親戚[62]。“親親”本是封建政治的主幹，儒家也奉為政治道德[63]。齊滅燕，田家親戚上臺，姬族舊貴失去既有權益，從雲霄跌下泥濘，他們會喜悅才怪。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64] 滅燕，把燕國原來的巨室都得罪了，政治怎會不難。老朝舊貴，尤其基層的“士”“百姓”，人數衆多，在本地聲高望重，根深蒂固，熟悉人情歷史，慣於掌權，有組織能力，失勢後多會不甘而反。新朝的強龍要鎮壓地頭蛇，就算不願也逼不得會採取暴力。例如，周武王滅商後，紂王之子就在管叔、蔡叔挑動下做反，要周公三年東征，誅殺外還強逼遷移大批“殷頑民”[65]。現代學者蕭公權說：“讀《尚書》大誥、多士、多方、康誥、酒誥等篇，更覺周人開國氣象之中，肅殺之威多於寬厚之德。”[66] 梁啓超總結：“周初之果于殺戮實可驚。”[67] 不過“為尊者諱，為賢者諱”是儒家道德[68]。孟子隱瞞難看的史實，只說周武王因爲殷人喜悅而滅殷商，把它擧作齊滅燕的典範。這種報喜不報憂的“王道”在現實決策中不負責任，而且有失道義，因爲它蒙蔽了吞併的醜惡牽連，就像對人說前面的城池美麗，不說前往的路上滿埋地雷。 “順民心”“得民心”是孟子取燕論的中心，也是他整個政治思想的主調：“獲取天下有道：得到人民支持，就獲取天下了。獲得人民支持有道，贏得民心，就得到他們的支持了。”[69] 這並非他的獨家卓見。人民是國家的實力、君主權力的基本，原是先秦普遍的政治智慧。從春秋的田氏大斗借貸、小斗收還[70]，到戰國的梁惠王災荒時移民就食[71]，都旨在爭取民心，以壯大自己的實力。孟子遊說魏王齊王的主論，也處處説施行仁政就可以令天下人民歸心。先秦一般籠絡人民的措施理論都符合常識。孟子平時也說人民所欲望的，給予他們；人民所厭惡的，別加在他們的頭上。奇怪得是，一觸到現實，他就違反了這常識。他的取燕論絕不考慮至少燕國的精英一定痛恨滅燕，大衆平民也不見得會喜歡。 不過取燕論透露一個秘密，足以彌補漠視真實民意的缺憾：民意可以由精英製造出來。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圖畫，不論虛實，反復描述會使人產生人民擁護的印象。現代宣傳製造輿論、強奸民意的技倆，戰國時的精英早已慣熟了。 齊宣王聽取了孟子的勸告，履行湯武之道，吞併了燕。 戰國時的國際關係異常敏感。當初齊一動兵，趙馬上加強邊防。如今齊滅了燕，七雄減為六雄，國際形勢大變，五國反應強烈。趙武靈王要復興燕國，用樂毅之謀，聯合楚、魏，共同對付齊[72]。秦和韓也有所行動[73]。 齊王問孟子：“諸侯合謀預備征討我，怎樣應付他們呢？”孟子以上引商湯故事比喻齊取燕，緊接著說，“燕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戮他們的父兄，俘虜他們的子弟，毀壞他們的宗廟，搶走他們的寳器，那怎麽行？
天下本來就畏怕強大的齊國，如今齊的疆土擴大了一倍，又不行仁政，自然會招惹各國動兵。請大王您趕快下令，放囘老年和幼小的俘虜，停止搬運燕國的寳器，與燕人商協，冊立燕君，然後從燕國撤退。這樣還來得及阻止別國興兵。”[74] 冊立燕君然後撤退，即是來個180 度大轉向，改變政策，放棄吞併、放棄湯武之道。然而太遲了。孟子這些話，齊王問他吞併還是不吞併時就應該一早說出來。如今大錯鑄成，滅燕之事已做下來了。就算諸侯的兵馬還未出動，但很明顯地齊是被逼變卦，難消燕人被滅之恨。 儒生多不看因果，單憑這一段便說齊兵暴虐，齊王不聼孟子的話，所以引致燕人作反。此說其實是為賢者諱，與證據相反。 齊最無道而惹公憤的，是趁燕國之危吞併了它。這是孟子一度鼓勵的。燕人最痛恨的是這暴行，列國助燕伐齊也是因爲它。湯武救世的金箔、孟子製造的民意，自我陶醉可以，騙不了別人。燕人即時不反，不是無心而是無力；得到援手即反，也不是區區因爲齊兵俘老搶寳。整個國家都被齊搶去了，一點寳器算得了什麽？ 除了吞併與其必定的牽連外，孟子所說的齊人暴行並不特殊，毫無證據顯示，所謂“燕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時它們少有發生。孟子認爲足以挽回的措施不過是釋放老弱俘虜、還不及壯年；停止搬運寳器、還不及交囘已搬走的。由此可見齊的暴虐即使過界，也不太甚。這點暴虐和不行仁政能導致五國興兵，實在說不通。戰國七雄沒有一國行仁政，反而個個是奪城略地的高手，誰不慣於燒殺搶掠？孟子一反他以往的評騭，渲染齊的殘暴，把列國擡舉為禁暴安民的義師，顯然是遮眼法。他以枝節暴行遮掩齊的無道吞併、遮瞞他自己大唱湯武之道時毫不顧慮的吞併風險。 《孟子》中有關這事件的記載都引在本文附錄。讀者可見它對各段落的時機交待得很清楚。“齊人伐燕，勝之。”齊王問可取不可取，孟子以“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說應該吞併。齊王依他的話而行。後來，“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齊王問如何應付諸侯，孟子這時才轉口提議放棄吞併、冊立燕君。是齊王不聼他的新勸告，抑或是時機已過，聼了也來不及阻止列國興兵、燕人反叛？ 前314年齊國伐燕，五十日全勝，隨即決定吞併滅燕。前312年列國伐齊救燕。其間很多事情在各地同時發生。古代的通訊交通緩慢。五國聽到齊滅燕的消息，合謀對付，使者往來，反應其實相當敏捷。列國動員，齊王既然接獲情報，燕人也必已得到聯絡。假如太子平仍在，可能已聞援手將至而開始組織反齊了。假如太子平已死，公子職可能已由趙衛護送、在韓返燕的途中了。即使齊王馬上根據孟子的提議行動，命令由齊都臨淄傳到燕京薊，又要扭轉進行中的措施，都需要時間。消息再傳到列國，要更多時間。列國箭在弦上，要阻止它們，不是孟子說說那麽容易。 早在醖釀吞併的時候，齊國已經有反對派了。孟子在禍火燃眉時倒戈加入。我想齊王採納了他們的意見，吞不下，吐出來，因爲不聞齊為保衛燕地而大戰。 韓與秦聯兵攻入齊境，魏、楚也應和襲擊齊本土[75]。即如當年齊國用圍魏救趙的戰略，列國攻齊，逼齊召回佔領燕的軍隊以保衛家園。魏和秦更兵分兩路，同時進攻被齊佔領的燕地[76]。燕人起而叛齊，自立燕昭王。昭王收拾破燕，求賢圖治，慘淡經營，蓄意復齊之仇[77]。 齊宣王吞併失敗，做不成湯、武，說：“我對孟子甚爲慚愧。”大夫陳賈說：“不要把這點過失放在心上。從前周公命令管叔監視殷遺民，也沒預算到他會反叛。可見聖人也有過錯，何況您呢。”孟子聼到說：“管叔是周公的哥哥，周公沒預料到他會反叛，非常合情理。古代的君子，有過錯隨即改正。現在的君子，有錯不僅一直錯下去，而且還文過飾非。”[78] 滅燕的最終決定在齊王。事敗，他當然要負最大責任。他的過失很多，包括沒有預料到列國反應、燕人反叛。然而，他吞併之前徵取賢臣的意見、付諸實行，事後也自知慚愧，不一味爭功諉過、為尊者諱，卻是很多《孟子》注家不及的。 不久孟子辭官，在齊國邊境等了三天，希望齊王知錯能改，請他囘去，加以重用，使天下人民得以太平。齊王沒來請，他面帶不豫之色離開了[79]。 孟子在齊取燕事件上真的全無過錯嗎？有人說，齊王早已立意伐燕、取燕了，所以孟子的政見影響不大。或許這是真的，所以決策的責任落在齊王身上。然而，忠言勸諫齊王的責任，孟子卻逃不了。孟子出兵前不直諫說齊伐燕不義，吞併前不直陳吞併的風險。非但如此，他還推波助瀾，出兵前提供燕可伐的籍口，吞併前鼓吹湯武吞併的理想。假如他心中不同意齊伐燕、取燕，那就難免阿言迎奉之嫌[80]。至少在吞併事上，他在列國未有舉動之前是明顯真心擁護的。宋儒范氏代孟子總結：“征伐不效法湯、武，就是暴亂。我怎能因爲齊王做不到湯、武，就捨棄我的道學而去屈就他？”[81] 湯、武吞併而王天下的理想就像柄槍，威力大，但操之不當，會造成重大的無辜傷亡。孟子在齊國多年，對齊王的爲人、齊軍的作風應該相當了解。當時尹士就批評說，假如孟子不知道齊王實際上做不到湯、武，那他是判斷錯誤[82]。假如他明知齊王實際上做不到湯、武，那麽保持沉默，甚至抗議吞併，其實都不是枉屈道學；反之，不顧勉強去做湯武的巨大禍民風險，慫恿齊王去施行脫離現實的理想，其實不是行道而是有失道義。就像把槍交給小孩子，闖下不幸，還以爲自己絕對正確，那是不負責任的理想主義。 齊取燕失敗，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政治常識。從經驗汲取知識，以資改良，是人類進步的動力。可惜二千年來，闡釋《孟子》的儒生自命得“道”，排擠經驗知識，埋首章句注解，一味為孟子開脫責任，不知此等文過飾非正是孟子不齒的“今之君子”所為。孟子看不到自己其實也是“今之君子”，他的門徒更是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齊取燕事件的來龍去脈，政治影響固然不少，在儒家的倫理學上，意義更重大。它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窺見儒家道德在實際事件上的具體表現。 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83] 救世用的是什麽“道”？“道”高深玄妙，難以理解。儒家具體說“道”，主要依靠聖賢的典範。注家指出，孟子事齊王、魏王，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84]。堯舜之道和湯武之道在齊、燕事件中皆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而後果皆去理想甚遠。燕王噲學堯舜禪讓，引致燕國爭權内亂之禍。孟子教齊王效湯武吞併燕，幸而在列國反應時懸崖勒馬，只種下禍根，即時不見大難。儒者的一般評論是，一，聖王之道不行，全部是燕王和齊王的過失；二，他們的過失是自私殘暴，沒有道德。這些論調表現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特色，人治和唯道德主義。它們也掩蓋了王道不行的另一可能解釋：空疏、教條化、與現實脫節，就如《史記》所記當時人的批評，“迂遠而濶於事情”[85]。 儒家的政治思想，嚴守君君臣臣、上下尊卑外，最大的特色是人治主義，把政治係於統治階層、尤其是君主的個人道德修養。孟子說：“只有大人才能糾正君主的不正確思想。君主仁，沒有人不仁；君主義，沒有人不義；君主正，沒有人不正。一把君主端正了，國家就安定了。”[86] 他自認是王者師，糾正君心是他政治活動的主題。他取燕論的絕大部分篇幅是要齊宣王思想改造，行湯武之道，得民心而王天下。吞併失敗，他怪於齊王居心不正，暴虐而失燕人心。列國興兵助燕，他也歸咎於齊王不行仁政。他辭官後在齊邊境等待，說齊王雖然有失，但仍然可救，希望他端正態度，重用自己[87]。這些全顯示，他所追求的是思想正確的人治。 什麽是正確的思想？儒家政治以道德為基礎。然而有道德不同整天把“仁義道德”挂在口上。我們必須追問這些字眼的意義内容。我們用什麽準則判斷某一行為道德或不道德、某一政策合義或不合義？倫理學各派的觀點不同，有的側重行動的主觀動機，有的側重行爲的客觀後果[88]。兩派分歧，可見於孔、孟對春秋五霸以及管仲的評價。 孔子與子路、子貢談論時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今天還享受到他的恩惠。”“桓公多次會合諸侯，不以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勞。這就是管仲的仁德！這就是管仲的仁德！”[89] 孔子固然注重内心，但亦不忽視後果，讚賞管仲助齊桓公成霸政、減戰事、造福人民的功業。相反地，孟子說：“孔子的門徒從不談論齊桓公、晉文公的事跡，所以這些事跡沒有流傳到後世。”[90] 他唯一認許的是“依靠道德而實行仁義”的王道，認爲齊桓公等所為乃“依仗實力而假借仁義之名”的霸道，思想不正確，所以一筆抹煞，談一下都不齒。以同樣理由，他不屑與管仲相比，自稱“不為管仲”[91]。 比較孔、孟，可見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觀武斷化、忽略客觀現實；兩分極端化，淘空道德的細節内容，趨向教條。 孟子鑽入人的內心，把統治者的主觀動機提升為政治優劣的決定性因素，蓋倒功果利害等客觀因素。他提出崇高的理想，督促君主培養仁慈的品德，推己及人，這是他偉大之處。然而，過份注重主觀心性、高遠理想，容易忽略客觀環境，眼下事實。現實有不少醜陋處，客觀環境約制我們的取捨選擇。閉眼不看它們，自然可以說得輕鬆漂亮。孟子的表現便有此傾向。論伐燕，他舉失掉了現實意義的王命；論取燕，他一廂情願地說燕人歡喜。他勸齊王吞掉燕，既不提治理燕民的辣手問題，更不考慮列國的可能反應，只是展示美麗的理想藍圖：齊滅燕就如湯開始時滅葛，使天下人民引頸相望，以後再征伐，天下垂手可得矣。借用他勸宣王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比喻，齊滅燕而王天下，易如“折枝”“反掌”[92]。這理想就像1958-1960 年間的大躍進：中國只要鼓足幹勁，多快好省，就能在15 年内趕上英國。理想無疑是偉大崇高。然而，脫離了現實，理想容易淪為空想，自欺欺人。在書齋清談或許不防，但在政府解決現實問題，基於空想的政策可能連累無數人民飢荒流離、戰亂傷亡。不負責任的理想主義有虧道義，可惜孟子和他的流派甚少理會。 上面引述、孔子和孟子對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的迥異評價，可見孔子仍然尊重歷史實踐中產生的本義：霸領導諸侯，王治理人民，有不同的政治功能，但基本上無道德分野；王、霸一樣可以仁義[93]。孟子就不同了。他以思想正確不正確的主觀判斷，把王道、霸道對立起來，崇王貶霸。孟子王霸截然對立之說，與更基本的義利不相容之說，皆成爲儒家的道統主流。這兒我不能探討人的心理複雜隱蔽，輕率編排動機給別人可能造成慘痛冤獄的危險[94]。我只能就取燕一事，略談孟子思想兩分化、極端化的“道”。 把《孟子》列爲《四書》的宋儒朱熹形容：“孟子於義利間辯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95] 例如，孟子一向認爲戰國普遍虐民，“率獸而食人”[96]，伐燕前還說齊和燕半斤八兩。然而，到他以仁義王道論取燕時，即一刀把齊、燕劈分為兩個極端樣板：燕是虐民的暴君，齊是誅暴的救主。 “不以堯治理人民的方法去治理人民，便是殘暴人民。”[97] 這是孟子兩極化政道的一例。然而，燕王噲學堯禪讓，孟子卻說它是殘暴人民的可伐罪狀，豈非一張嘴說兩面事？其實人情世事複雜，很少黑白分明，多數是像黑胡椒混鹽，甚至深灰淺灰。軍政大事涉及眾多國家、階級、政派、宗教、道德價值、社會風俗等等，因素糾纏，各有對錯。道德取捨，要在細微處著實分析。例如，燕的內政敗壞、民生困苦，齊為此而征伐，是否合義？是與否皆有很多道理。借用現代的術語，這問題最簡單來説也涉及人權和主權的衝突：一個國家為了保護人權而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武力干涉它的內政，是否合理？人權和主權各有很重的道德份量，但皆不是絕對，衡量輕重時便要深入事情細節：燕怎樣虐民、爲什麽虐民？燕違反了什麽人權？齊的行動會怎樣改善民生、會怎樣提高人權、會怎樣因爲侵犯燕國的主權而擾亂國際秩序？齊的行動應有什麽範圍限制、吞併是否在它合理的行動範圍之内？問題繁雜。一刀劈的武斷使人無法顧及是非切實所在的事情細節，遇到困難只能單揀有利己見的理由，隨意揮刀，所以辯論反復無常。孟子論伐燕時全然不顧人民，到論吞燕時卻把人民當作唯一的考慮因素，全然不顧主權和國際秩序。伐燕佔燕的，其實皆是普通的齊軍，行其習慣的作風，但孟子一刀把它撇到暴師那面，第二刀又把它撇到仁師那面，隨著辯辭方便而變，就像賣矛時他的矛無盾不穿、賣盾時說他的盾無矛能穿[98]。 與“人權”、“主權”一樣，“王”“霸”“義”“利”本身只是個字眼，但所代表的内涵卻豐富深厚，時常互相牽涉，義中可以有利，利中可以有義，闡釋殊不簡單。道德内涵最爲顯現的，莫如在具體事情上產生摩擦時的輕重衡量。在燕内亂的情形下，考慮齊應否伐燕，人權與主權的比重應是如何？
六成與四成之比，還是四成與六成之比？為什麽人權或主權在此具體情形下較爲重要？踏著事實細節分析，盡量包容對方的理由，尋求折衷解決，這是道德的内涵。兩分化的思想只有十成與不足論兩個極端，說利便是不義，取消了折衷餘地，其實是淘空了道德的内涵，使“義”“利”變成空泛的口號，把道德教條化。 道德教條配合不顧客觀現實的主觀態度，容易使人盲目自是。“道”是絕對的。我合“道”，不同意我的就是“無道”，這樣壟斷了“道德”。孔、孟以及後世道學家，理論上全說要自我反省，孔子與眾不同處在他的實踐。第一個把《四書》翻譯成英文的理雅各發現，孔子和孟子有點不同：孔子認識到自己的弱點，肯認錯；孟子缺乏這種認識[99]。在取齊事件中我們看到，從事前到事後，孟子從不懷疑自己的判斷可能有絲毫差誤。吞併失敗，他把過失全推到齊王身上，忘了齊王問他應否吞併時他自己提供的意見。他事敗後辭官離齊時仍然堅持：“假如希望平治天下，當今之世，除了我還有誰能做到呢？” [100] 堅決拒絕從經驗中汲取知識，一意固步自封。齊王不請他囘去做宰相，是齊人的幸運。 僵化的道德教條，非善即惡的兩極框框，對策劃實在福利人民的政策無助反礙。然而，空洞動聽的口號教條，雖然妨礙理性分析，但能挑動人的感情，有效於宣傳、罵戰。儒家說“道”主要依靠聖賢典範。想像你是齊宣王，問應否取燕，聽到孟子的湯、武故事，你會得到什麼？必須順民意、得民心的命題非常響亮。你說：好啊！這一直就是我的理想。問題是，我實際上怎樣做才能順民意、得民心？在湯、武典範中，你看到一個黑白分明的兩極世界，除了商湯外，其他全是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可誅暴君。順民意簡單，四處出兵征伐、打贏仗便是。然而殺掉暴君後，要真實獲得民心，還必須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行。孟子說：“湯的征伐到處，市集不停，耕者下地，誅其君而恤其民。”軍紀嚴明、不擾民不過是維持現狀罷了。怎樣改善、怎樣撫恤人民？這是王道所以得民心的精髓要素，也是齊王詢問可否吞併的癥結。可惜除了兼併人口外，你在湯的典範中找不到半點提示，或正確一點說，你找到的提示是：得民心就是受到人民崇拜讚美。在大篇描述中，你聽到的只是人民對偉大的救世新君主歌功頌德，而且這榮耀得來容易，除誅暴君外似乎不用幹什麼。齊王大勝後本來已經是頭腦發熱，再受到萬民膜拜的聖王典範勉勵，想會淘然若醉，以湯、武自居，再也聽不下反對吞併的理由了。這就是孟子教化正君心的“道”。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101] 怎樣仁法？商代甲骨文出現，是信史之始。關於它開國之君成湯的詳細故事，多屬傳説虛構。周代的歷史記載豐富得多了。《尚書》裏有關於武王伐紂之事，其中《武成》篇形容戰事慘烈。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102] 孟子為典範聖王辯護，透露了三個意念：一是他向來強調的“仁者無敵”，二是“至仁”與“至不仁”的兩極思想，三是主觀至上。書本所說並不一定屬實，客觀求真者必須參考其它各種證據，反復核實。孟子並沒有這樣做。他一口否定了不符合他主觀的記載，以武斷維持聖王典範。武王怎樣“至仁”？儒家為尊者諱，為賢者諱。聖王又尊又賢，因爲他們的缺點過失全被隱瞞了，所以剩下的是“至仁”的形象。這樣看，較爲貼切的説法是：三代得天下也，所以“仁”。齊宣王伐燕輕易全勝，因爲無敵，被比作仁義的湯、武。可惜學湯、武吞併失敗，因此落得個暴君的臭名。 莊子與孟子約摸同時。孟子在討論具體事件上所透露的政治思想，或許可以套用《莊子》一句話：奪鈎者盜，奪國者王。王之門，“仁義”全矣[103]。 附錄： 《孟子》齊取燕四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公孫丑下》4.8。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 《梁惠王下》2.10。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後，後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兄父，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 《梁惠王下》2.11。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公孫丑下》4.9。 （2015年3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