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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皇朝与罗马帝国兴亡史 二千年前，文明世界经历了第一个帝国时代。四大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与非洲北部，东端是大汉皇朝，西端是罗马帝国，中间隔着安息和贵霜。帝国维持安定，提高消费，引出贯穿大陆的长途通商，即后世所谓“丝路”。然则由于彼此相去甚远，而且有别的势力阻隔，汉朝与罗马并未直接建交。秦汉史或罗马史车载斗量，但比较两者则廖廖无几。
假如欧亚大陆缩小，汉朝和罗马接壤，两强对峙，那又如何？这问题对历史家来说是多余。但若比照今天世局，又当别论。新大陆扩大了文明世界，但新科技缩短了交通讯息的距离。投射国力，所达远不止比邻。处于东西方统治风格成型的时代，古帝国留下丰富的遗产，影响长远不灭。中国屡经分裂沦陷，但每次皆能自愈再起，至今是统一的大国。罗马帝国覆亡后不能再振，但它的求强意志和理性政治成为西方的“文化遗传基因”。今天，美国常被称为“新罗马”。世局全球化，承继古帝国的东西超级强国必须密切交往，为此它们必须知己知彼，包括彼此的传统因缘。秦汉与罗马是古代东西方的超级强国，它们运权特色的长处弱点是什么？ 秦汉皇朝与罗马帝国的兴起过程，各自奋斗逾四百年，历尽艰辛。公元前8世纪，亚洲东部与地中海东部的政局相似，各有数以百计、城池大小的国家。前776年，地中海的希腊城邦聚集举行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5年后，东周的诸侯列国迎接一个新成员，秦，日后统一中国的始创者。秦立国后18年，相传罗马城始建在泰伯河畔。这传说不可靠，但此时期，地中海西部确有重大发展。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大量殖民，带来文化和城邦的政治体制，并建立了迦太基，日后罗马的头号劲敌。在罗马历史上，前509
年建立共和国可谓是划时创举。它位处的意大利半岛，亦是城邦林立。 那时的国际形势，可谓是“霸政”，希腊文叫hegemony。强国方便时可能兼并邻近弱国，但这并非惯例。它们一般争取的，不是土地而是附从盟国。兼并带来人口，人多复杂，统治的困难性亦随着增加。当行政机构不足以管治大量人口时，强国要扩张势力，莫如争取做国际领袖，要盟国外事听令，但让它们自行处理内政的麻烦。中国春秋时代诸侯争霸，“霸”通“伯”，乃诸侯之长。希腊的hegemon是城邦联盟的领袖。罗马出兵海外前已征服了意大利，但只直接统治它的一小部分。它宁愿做意大利的霸主，命令盟国各自带粮发兵，在它统领下出征。罗马的意大利霸政要到前91-87年的同盟战争后才转为罗马统治。 帝国来临，最先不在欧亚大陆的两端而在它的中部。波斯帝国兴起，向西扩张，被希腊联盟在雅典霸权领导下遏止。马其顿崛起寻仇，前320年代，亚历山大灭波斯，建立大帝国，西盖希腊、埃及，东抵帕米尔高原西麓，但未翻越而涉足今天的中国领域。其时，东亚的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正合纵连横，打个不亦乐乎。在帝国之西，罗马共和国正忙着攻打意大利中部的山民。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时灿烂，但他身死即分裂。与其短暂性比较，日后的罗马帝国和秦汉皇朝维持稳定四百年，成就更伟大。
罗马帝国和两汉皇朝年代重迭，但并不完全同时。
秦一统天下，废封建，始创中央集权的皇朝中国。罗马共和国打下大片江山，但在西泽挑发的内战中灭亡，后为罗马帝国承继。为了方便比较皇朝帝国的兴亡，我在图示中移动双方年表，把前221年中国统一与前49年罗马内战开始排齐相对，这以下的“皇朝帝国时代”，图中以灰色示意。
中华和罗马有不少相似，但亦有深刻别异。两者的经济皆以农为本，货币流通，但采取迥异的生产组织。它们的社会皆甚保守，等级森严；每人有其社会身份，安份守己是道德之要，孔子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罗马则以共和国与公民代替君与臣。它们都崇尚父权，珍惜家庭，从家教培养权威主义，但封建诸侯家国不分，罗马则一贯有清晰的法律划分家与国、兼便私情与公德。它们的政治权力多为贵族操纵，但罗马的元老贵族和东周的封建贵族性质不同。开始时它们的国家规模都是一城左右，但西方城邦和东周侯国的政治结构大异。 崛起为皇朝帝国必须开疆扩土，为此必须有人力财力以及能动员力量的政权。东周列国和罗马共和国各自努力发展经济、变法改制、以至刺激思想文化。由于中西起步点的情况大异，又在不同时机进行改革，所以循不同的途径，所趋的皇朝帝国，性质也不同。两者皆是无上君主制，但罗马帝国的独裁倚重职业军队和财阀政治，中国皇朝的专制倚重官僚机构，自汉朝开始又加上儒家独专。 秦统一之前的五百多年，中国的历史分为春秋、战国两期。前者得名于孔子所著的《春秋》，但历史分期并非那么随便偶然。另有真实的社会因素，使春秋、战国之际成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不论科技、经济，或政治组织，春秋的诸侯国都远逊于早期的罗马共和国。战国时中国在各方面迎头赶上，其中法家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官僚行政的国家体制，其长处效率罗马帝国要过百年才能稍及。 春秋时，中国犹在青铜时代，生产率低。它的主要武器是贵族垄断的战车。它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都是封建形式。私有地产尚未出现，土地拥有权与地域统治权混沌未分，富贵一体，同属封建领主，孔子所谓“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井田制下，庶民世代居住村舍，集体无偿耕种领主贵族的“公田”。每家有权使用一份“私地”以资糊口。份地每年轮换，不为任何一家拥有，人民也不得卖地迁居，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公事毕，然后敢治私地。”春秋初期，侯国过千，多是前11世纪周王所封诸侯的后代。它们的统治者仍依旧爵，称公称侯，口头上奉微弱不堪的周王为天下共主，但各自内外兵政全权独立，实际上与王无异。他们履行封建，把自己的侯国分封给卿大夫。封建制的政治特色是分割权柄忠贞，卿大夫必须效忠于自己的公侯，但不必效忠于公侯之上的周王。所以周王名义上操天下之权，实际的权柄分散在诸侯手上，再分散在卿大夫手上。公侯之国其实就是公侯的家室。公侯和卿大夫全是世袭，而且多是彼此亲戚；亲亲是无上的政治原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操刑罚压制庶民，但没有约制用刑的明文法律；他们自称是君子，有权有德，可以随个人意向用事。 春秋远胜罗马的是贵族文化。数百年养尊处优，培养出文雅的诸侯大夫，论政时满口《诗》《书》。《诗经》和《尚书》是封建贵族的读本，《礼记》和《春秋》记载他们的礼教言行，这些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从全面看，文化比经济政治早熟，对中国未必是福。它使家国不分时代封建贵族的伦理，尤其是亲亲政治和君子人治，凝结在儒家学说中，蒙上仁义圣光，成为永恒的道德圭臬，二千年来钳制统治精英的思想。 封建伦理在战国时一度备受挑战。其时铁器开始广泛，生产效率提高，使更多荒地得以开垦。独立的家庭农户出现，贵族无法逼人好好耕植公田。同时，以百数的小国逐渐合并为数十接壤大国。庞大的经济和政治规模为管治带来无穷复杂问题。权力日大的卿大夫起篡夺之心。列国竞争剧烈，纷纷罗致人才，富国强兵。诸子百家争鸣，平民士人兴起，以能取职，冲击世袭贵族。才识之士在列国变法，试验各种方法，以解决各地的实际问题。
他们被统称为法家，因为他们一致坚持法治，管子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最成功的法家是商鞅。他综合前人经验，前359年开始，在秦推行连串新法，不但使秦由弱变强，更奠下日后皇朝中国的政治体制架构。 法家领导经济发展。国家兴水利、开荒地、正经界、有系统地分田给独立农户，同时设立户籍以便收税征兵。平民步军代替了贵族战车。秦的农战政策类似罗马共和国的农民战士，男子平时务农，有事时应国家征召入伍。秦法规定每人一生有义务服兵役多至2年，比罗马每人一生服役可多至16年，轻得多了。政府奖励战功，使秦人乐战。法家更建立有效的官僚行政机构，任职以能力不以血缘、以功绩不以空言。政府设置郡县，由中央指派郡守县令，不让封建贵族霸占地方管治，由此削减贵族，集权于君主。政府立法管制官吏，防止他们旷职滥权、欺君凌民，犯法者不论亲贵，依法行罚。法律平等违反封建伦理、触犯贵族权益，赢得“残忍寡恩”的咒骂。秦在法家建设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废除封建，推行法治，但在统治精英反动下覆亡，并背上千古恶名。 一反中国封建贵族的文雅浮夸，罗马早年的元老贵族朴素质实。他们与平民一般是农民战士，其品性可见于辛辛那提，这曾任执政的老牌贵族亲身下田耕作，但随时准备着操剑卫国。地中海一带早已经入铁器时代。价廉效高的工具提高了劳动人民的能力势力。自备兵器服兵役是罗马公民的首要义务，公民以此为荣。百人队公民大会Centuriate
Assembly是共和国的民主部门，它以军队编制为名，公民们戎装在练兵场聚集投票立法选举。平民认识到自己对国家的贡献，从而要求相应的权利。共和国上期，平民自行组织大会，选举领导，抗拒掌权贵族的凌虐。元老贵族不比封建贵族自是，能够踏实与平民谈判利害，而且大家都尊重法律。历时二百年的“阶层斗争”是个无血革命，产生了共和国检察制衡的分权宪政。贵族通过元老院的机构实行集体统治，但他们的权力受到公民大会掣肘。公民大会每年选举执政长官，但只能在贵族之间作选择，因为候选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大会投票通过法案，但无权提案或修改。公民无权在会上发言，只能听取贵族安排的演讲，然后通过或摒弃整个提案。共和政治的一大特色是政、财息息相关。定期普查把全体公民按其财产分为数等，每等有它的投票份量，有钱人投的票比穷人投的票份量重得多。只有最有钱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元老院或参加竞选。从共和国到帝国，罗马人一贯认为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私有财产，难怪他们的法律详细地确定绝对财产权，对日后欧洲法制影响甚大。 对外是和是战，一向由公民大会决定。罗马公民是战士，数百年来，他们承受沉重伤亡，差不多每年都投票主战，表现出比希腊人或秦人深刻的多得军国主义。罗马的军费多来自败家赔款以及掠夺奴役。征服马其顿后，政府资源充沛，豁免了意大利的地税。然而，这仁政对小民来说并不完全是福。本来就有钱有势的贵族领兵征战、出任省督，抢刮得最多赃物，遂大量收买甚至强占免税的农田，建立大农庄，驱使战胜俘役的奴隶耕作。很多独立农户因丧失田地而消亡，幸存的也受到役奴农庄的重大压力。意大利由小农经济转变为马克思所谓“奴隶生产模式”。贫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政府数次变法，企图分配公有土地给贫困公民以缓和社会矛盾，均因贵族反对而失败。倾家荡产的公民无能购置戎装以服兵役。征兵制不足，军队转向赤贫阶级募兵。城邦政府无法制止野心的将军利诱收买军队，卒之引致将军夺权。共和国不能及时变法改制，导致帝国军事独裁。 先秦和罗马共和国的历程比较:
从共和国或封建诸侯的起步点，罗马和中国同向无上君主制靠拢。罗马帝国和中国皇朝一样，所有权柄都集中在皇帝手上。然而，无上并不等于全能；没有人能够实际上操运无限大权。要把权柄转为权力以实施统治，皇帝必须获得统治精英的服从和合作。共和国晚期和战国后期的政局，多见贵族和君主集权派争权。君主获得胜利，但鉴于内战或秦亡的教训，中西的皇帝终于与贵族派获得妥协，彼此互利，控制大众人民 西泽背弃共和国贵族集体统治的传统，仗着百战精炼的忠贞部队夺得独裁政权，但无法驯服维护传统的元老，惨遭刺杀。他的承继人学乖了。奥古斯杜一面剥夺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所有权力，一面又以共和口号装门面，礼遇个别元老。他提高了元老的财产资格，所以做官的都是极端豪富，而他们关照的，也是豪富的利益，形成财阀统治。罗马公民丧失一切政治权力，战胜者的特利也逐渐由公民籍转到财富上。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一样是世袭。不过罗马贵族的生育率远逊中国贵族，很多膝下无子。几个出名的贤君传位给养子，其实是因为没有亲子，不是如宣传所说特别开明。奥古斯杜设立贴身的禁卫军，外加300,000职业大军，全都宣誓效忠皇帝和其家人。此后数百年，即使长期无外战，大军也是常备，成为帝国特色，罗马人引以为豪，不似秦始皇令蒙恬征发300,000兵驱逐匈奴，不过三几年，便被骂为“黩武穷兵”。禁卫军和职业军队原是为了保护皇帝的权位，但日子久了，权力坐大，逐渐养成哗变和拥立自己皇帝的习惯。这使罗马的皇朝祚短，不如汉朝稳固。 秦始皇废封建，统治精英反对。封建复辟的舆论引致焚书的镇压，使儒生更加痛恨。秦不能笼络精英和旧贵族，使大泽乡900人的起义能扩大。秦亡后，汉高祖有前车可鉴，恢复封建。然而不过三代，诸侯王便蠢蠢欲动，证明秦始皇废封建的理由“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正确。景帝武帝削藩成功。秦统一后一百年，中国终于摆脱封建制，长期实行中央集权了。不过统治精英也得到充分赔偿。他们所痛恨的法家“君臣共守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其实也不讨好皇帝。儒家的“亲亲尊尊”，对皇室朝臣大家都有利。为了笼络精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专儒术。不久儒生盘踞官僚机构，违背法治，排挤异己，灌输君君臣臣的教条，巩固皇帝专制，同时巩固自己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权特利。历代皇朝的儒家士大夫成为“文化贵族”，是世界史上最成功的统治集团之一。 从共和国到帝国，从封建到集权，罗马和中国的历史证明世上没有万能的统治单方。今天西方好唱所有国家都必须趋向民主法治，但古代史实却背道而驰。罗马人放弃了共和国的民主方面，牺牲了公民权利。法治可分两层而言。最基本的是所有人都尊奉既有法律，rule
by laws，即法家所谓“援法而治”。再上一层是有宪法规定合理的立法程序，rule
of law，循宪法治。宪法也是法，所以若无援法而治的基础，统治精英自称有德而藐视法律，多堂皇的宪法都是一纸空言。罗马帝国下，共和国的立法程序无存，循宪法治废除，但人们依然以奉公守法为道德，援法而治依然盛行。中国传统从没有循宪法治的意念。法家的掾法而治是创举，但备受“寡恩”的指责，儒家独尊后便渐消沉。历代皇朝盛行人治，美名“德主刑辅”。刑是残酷明显了，但主导用刑的“德”是什么，却甚隐晦模糊。 鹰式统治和龙式统治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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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大纲的详细内容以及参考数据，可见《龙与鹰：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兴衰，如何影响了今天的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