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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皇朝與羅馬帝國興亡史 二千年前，文明世界經歷了第一個帝國時代。四大帝國橫跨歐亞大陸與非洲北部，東端是大漢皇朝，西端是羅馬帝國，中間隔著安息和贵霜。帝國維持安定，提高消費，引出貫穿大陸的長途通商，即後世所謂“絲路”。然則由於彼此相去甚遠，而且有別的勢力阻隔，漢朝與羅馬並未直接建交。秦漢史或羅馬史車載斗量，但比較兩者則廖廖無幾。
假如歐亞大陸縮小，漢朝和羅馬接壤，兩強對峙，那又如何？這問題對歷史家來説是多餘。但若比照今天世局，又當別論。新大陸擴大了文明世界，但新科技縮短了交通訊息的距離。投射國力，所達遠不止比鄰。處於東西方統治風格成型的時代，古帝國留下豐富的遺產，影響長遠不滅。中國屢經分裂淪陷，但每次皆能自愈再起，至今是統一的大國。羅馬帝國覆亡後不能再振，但它的求強意志和理性政治成爲西方的“文化遺傳基因”。今天，美國常被稱爲“新羅馬”。世局全球化，承繼古帝國的東西超級強國必須密切交往，爲此它們必須知己知彼，包括彼此的傳統因緣。秦漢與羅馬是古代東西方的超級強國，它們運權特色的長處弱點是什麽？ 秦漢皇朝與羅馬帝國的興起過程，各自奮鬥逾四百年，歷盡艱辛。公元前8世紀，亞洲東部與地中海東部的政局相似，各有數以百計、城池大小的國家。前776年，地中海的希臘城邦聚集舉行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5年後，東周的諸侯列國迎接一個新成員，秦，日後統一中國的始創者。秦立國後18年，相傳羅馬城始建在泰伯河畔。這傳説不可靠，但此時期，地中海西部確有重大發展。希臘人和腓尼基人大量殖民，帶來文化和城邦的政治體制，並建立了迦太基，日後羅馬的頭號勁敵。在羅馬歷史上，前509 年建立共和國可謂是劃時創舉。它位處的意大利半島，亦是城邦林立。 那時的國際形勢，可謂是“霸政”，希臘文叫hegemony。強國方便時可能兼併鄰近弱國，但這並非慣例。它們一般爭取的，不是土地而是附從盟國。兼併帶來人口，人多複雜，統治的困難性亦隨著增加。當行政機構不足以管治大量人口時，強國要擴張勢力，莫如爭取做國際領袖，要盟國外事聼令，但讓它們自行處理内政的麻煩。中國春秋時代諸侯爭霸，“霸”通“伯”，乃諸侯之長。希臘的hegemon是城邦聯盟的領袖。羅馬出兵海外前已征服了意大利，但只直接統治它的一小部分。它寧願做意大利的霸主，命令盟國各自帶糧發兵，在它統領下出征。羅馬的意大利霸政要到前91-87年的同盟戰爭後才轉爲羅馬統治。 帝國來臨，最先不在歐亞大陸的兩端而在它的中部。波斯帝國興起，向西擴張，被希臘聯盟在雅典霸權領導下遏止。馬其頓崛起尋仇，前320年代，亞歷山大滅波斯，建立大帝國，西蓋希臘、埃及，東抵帕米爾高原西麓，但未翻越而涉足今天的中國領域。其時，東亞的戰國七雄，齊、楚、燕、韓、趙、魏、秦，正合縱連橫，打個不亦樂乎。在帝國之西，羅馬共和國正忙著攻打意大利中部的山民。亞歷山大的帝國一時燦爛，但他身死即分裂。與其短暫性比較，日後的羅馬帝國和秦漢皇朝維持穩定四百年，成就更偉大。
羅馬帝國和兩漢皇朝年代重疊，但並不完全同時。
秦一統天下，廢封建，始創中央集權的皇朝中國。羅馬共和國打下大片江山，但在凱撒挑發的内戰中滅亡，後為羅馬帝國承繼。爲了方便比較皇朝帝國的興亡，我在圖示中移動雙方年表，把前221年中國統一與前49年羅馬内戰開始排齊相對，這以下的“皇朝帝國時代”，圖中以灰色示意。
中華和羅馬有不少相似，但亦有深刻別異。兩者的經濟皆以農為本，貨幣流通，但採取迥異的生産組織。它們的社會皆甚保守，等級森嚴；每人有其社會身份，安份守己是道德之要，孔子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羅馬則以共和國與公民代替君與臣。它們都崇尚父權，珍惜家庭，從家教培養權威主義，但封建諸侯家國不分，羅馬則一貫有清晰的法律劃分家與國、兼便私情與公德。它們的政治權力多為貴族操縱，但羅馬的元老貴族和東周的封建貴族性質不同。開始時它們的國家規模都是一城左右，但西方城邦和東周侯國的政治結構大異。 崛起為皇朝帝國必須开疆扩土，爲此必須有人力財力以及能動員力量的政權。東周列國和羅馬共和國各自努力發展經濟、變法改制、以至刺激思想文化。由於中西起步點的情況大異，又在不同時機進行改革，所以循不同的途徑，所趨的皇朝帝國，性質也不同。兩者皆是無上君主制，但羅馬帝國的獨裁倚重職業軍隊和財閥政治，中國皇朝的專制倚重官僚機構，自漢朝開始又加上儒家獨專。 秦統一之前的五百多年，中國的歷史分爲春秋、戰國兩期。前者得名於孔子所著的《春秋》，但歷史分期並非那麽隨便偶然。另有真實的社會因素，使春秋、戰國之際成爲“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不論科技、經濟，或政治組織，春秋的諸侯國都遠遜於早期的羅馬共和國。戰國時中國在各方面迎頭趕上，其中法家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權、官僚行政的國家體制，其長處效率羅馬帝國要過百年才能稍及。 春秋時，中國猶在青銅時代，生産率低。它的主要武器是貴族壟斷的戰車。它的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都是封建形式。私有地產尚未出現，土地擁有權與地域統治權混沌未分，富貴一體，同屬封建領主，孔子所谓“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井田制下，庶民世代居住村舍，集體無償耕種領主貴族的“公田”。每家有權使用一份“私地”以資糊口。份地每年輪換，不為任何一家擁有，人民也不得賣地遷居，孟子所謂“死徙无出鄉……，公事畢，然后敢治私地。”春秋初期，侯國過千，多是前11世紀周王所封諸侯的後代。它們的統治者仍依舊爵，稱公稱侯，口頭上奉微弱不堪的周王為天下共主，但各自内外兵政全權獨立，實際上與王無異。他們履行封建，把自己的侯國分封給卿大夫。封建制的政治特色是分割權柄忠貞，卿大夫必須效忠於自己的公侯，但不必效忠於公侯之上的周王。所以周王名義上操天下之權，實際的權柄分散在諸侯手上，再分散在卿大夫手上。公侯之國其實就是公侯的家室。公侯和卿大夫全是世襲，而且多是彼此親戚；親親是無上的政治原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貴族操刑罰壓制庶民，但沒有約制用刑的明文法律；他們自稱是君子，有權有德，可以隨個人意向用事。 春秋遠勝羅馬的是貴族文化。數百年養尊處優，培養出文雅的諸侯大夫，論政時滿口《詩》《書》。《詩經》和《尚書》是封建貴族的讀本，《禮記》和《春秋》記載他們的禮教言行，這些後來成爲儒家經典。從全面看，文化比經濟政治早熟，對中國未必是福。它使家國不分時代封建貴族的倫理，尤其是親親政治和君子人治，凝結在儒家學説中，蒙上仁義聖光，成爲永恒的道德圭臬，二千年來鉗制統治精英的思想。 封建倫理在戰國時一度備受挑戰。其時鐵器開始廣泛，生産效率提高，使更多荒地得以開墾。獨立的家庭農戶出現，貴族無法逼人好好耕植公田。同時，以百數的小國逐漸合併為數十接壤大國。龐大的經濟和政治規模為管治帶來無窮複雜問題。權力日大的卿大夫起篡奪之心。列國競爭劇烈，紛紛羅致人才，富國強兵。諸子百家爭鳴，平民士人興起，以能取職，衝擊世襲貴族。才識之士在列國變法，試驗各種方法，以解決各地的實際問題。
他們被統稱為法家，因爲他們一致堅持法治，管子所謂“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最成功的法家是商鞅。他綜合前人經驗，前359年開始，在秦推行連串新法，不但使秦由弱變強，更奠下日後皇朝中國的政治體制架構。 法家領導經濟發展。國家興水利、開荒地、正經界、有系統地分田給獨立農戶，同時設立戶籍以便收稅徵兵。平民步軍代替了貴族戰車。秦的農戰政策類似羅馬共和國的農民戰士，男子平時務農，有事時應國家徵召入伍。秦法規定每人一生有義務服兵役多至2年，比羅馬每人一生服役可多至16年，輕得多了。政府獎勵戰功，使秦人樂戰。法家更建立有效的官僚行政機構，任職以能力不以血緣、以功績不以空言。政府設置郡縣，由中央指派郡守縣令，不讓封建貴族霸佔地方管治，由此削減貴族，集權於君主。政府立法管制官吏，防止他們曠職濫權、欺君凌民，犯法者不論親貴，依法行罰。法律平等違反封建倫理、觸犯貴族權益，贏得“殘忍寡恩”的咒駡。秦在法家建設的基礎上統一中國，廢除封建，推行法治，但在統治精英反動下覆亡，並背上千古惡名。 一反中國封建貴族的文雅浮誇，羅馬早年的元老貴族樸素質實。他們與平民一般是農民戰士，其品性可見於辛辛那提，這曾任執政的老牌貴族親身下田耕作，但隨時準備著操劍衛國。地中海一帶早已經入鐵器時代。价廉效高的工具提高了勞動人民的能力勢力。自備兵器服兵役是羅馬公民的首要義務，公民以此為榮。百人隊公民大會Centuriate Assembly是共和國的民主部門，它以軍隊編制為名，公民們戎裝在練兵場聚集投票立法選舉。平民認識到自己對國家的貢獻，從而要求相應的權利。共和國上期，平民自行組織大會，選舉領導，抗拒掌權貴族的淩虐。元老貴族不比封建貴族自是，能夠踏實與平民談判利害，而且大家都尊重法律。歷時二百年的“階層鬥爭”是個無血革命，產生了共和國检察制衡的分權憲政。貴族通過元老院的機構實行集體統治，但他們的權力受到公民大會掣肘。公民大會每年選舉執政長官，但只能在貴族之間作選擇，因爲候選資格有嚴格的限制。大會投票通過法案，但無權提案或修改。公民無權在會上發言，只能聼取貴族安排的演講，然後通過或摒棄整個提案。共和政治的一大特色是政、財息息相關。定期普查把全體公民按其財產分爲數等，每等有它的投票份量，有錢人投的票比窮人投的票份量重得多。只有最有錢的人才有資格進入元老院或參加競選。從共和國到帝國，羅馬人一貫認爲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護私有財產，難怪他們的法律詳細地確定絕對財產權，對日後歐洲法制影響甚大。 對外是和是戰，一向由公民大會決定。羅馬公民是戰士，數百年來，他們承受沉重傷亡，差不多每年都投票主戰，表現出比希臘人或秦人深刻的多得軍國主義。羅馬的軍費多來自敗家賠款以及掠奪奴役。征服馬其頓後，政府資源充沛，豁免了意大利的地稅。然而，這仁政對小民來説並不完全是福。本來就有錢有勢的貴族領兵征戰、出任省督，搶刮得最多賍物，遂大量收買甚至強佔免稅的農田，建立大農莊，驅使戰勝俘役的奴隸耕作。很多獨立農戶因喪失田地而消亡，倖存的也受到役奴農莊的重大壓力。意大利由小農經濟轉變為馬克思所謂“奴隸生産模式”。貧富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政府數次變法，企圖分配公有土地給貧困公民以緩和社會矛盾，均因貴族反對而失敗。傾家盪產的公民無能購置戎裝以服兵役。徵兵制不足，軍隊轉向赤貧階級募兵。城邦政府無法制止野心的將軍利誘收買軍隊，卒之引致將軍奪權。共和國不能及時變法改制，導致帝國軍事獨裁。 先秦和羅馬共和國的歷程比較:
從共和國或封建諸侯的起步點，羅馬和中國同向無上君主制靠攏。羅馬帝國和中國皇朝一樣，所有權柄都集中在皇帝手上。然而，無上並不等於全能；沒有人能夠實際上操運無限大權。要把權柄轉爲權力以實施統治，皇帝必須獲得統治精英的服從和合作。共和國晚期和戰國後期的政局，多見貴族和君主集權派爭權。君主獲得勝利，但鑒於内戰或秦亡的教訓，中西的皇帝終於與貴族派獲得妥協，彼此互利，控制大衆人民 凱撒背棄共和國貴族集體統治的傳統，仗著百戰精煉的忠貞部隊奪得獨裁政權，但無法馴服維護傳統的元老，慘遭刺殺。他的承繼人學乖了。奧古斯杜一面剝奪了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的所有權力，一面又以共和口號裝門面，禮遇個別元老。他提高了元老的財產資格，所以做官的都是極端豪富，而他們關照的，也是豪富的利益，形成財閥統治。羅馬公民喪失一切政治權力，戰勝者的特利也逐漸由公民籍轉到財富上。羅馬皇帝和中國皇帝一樣是世襲。不過羅馬貴族的生育率遠遜中國貴族，很多膝下無子。幾個出名的賢君傳位給養子，其實是因爲沒有親子，不是如宣傳所說特別開明。奧古斯杜設立貼身的禁衛軍，外加300,000職業大軍，全都宣誓效忠皇帝和其家人。此後數百年，即使長期無外戰，大軍也是常備，成爲帝國特色，羅馬人引以爲豪，不似秦始皇令蒙恬徵發300,000兵驅逐匈奴，不過三幾年，便被罵為“黷武窮兵”。禁衛軍和職業軍隊原是為了保護皇帝的權位，但日子久了，權力坐大，逐漸養成嘩變和擁立自己皇帝的習慣。這使羅馬的皇朝祚短，不如漢朝穩固。 秦始皇廢封建，統治精英反對。封建復辟的輿論引致焚書的鎮壓，使儒生更加痛恨。秦不能籠絡精英和舊貴族，使大澤鄉900人的起義能擴大。秦亡後，漢高祖有前車可鋻，恢復封建。然而不過三代，諸侯王便蠢蠢欲動，證明秦始皇廢封建的理由“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正確。景帝武帝削藩成功。秦統一後一百年，中國終於擺脫封建制，長期實行中央集權了。不過統治精英也得到充分賠償。他們所痛恨的法家“君臣共守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其實也不討好皇帝。儒家的“親親尊尊”，對皇室朝臣大家都有利。爲了籠絡精英，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專儒術。不久儒生盤踞官僚機構，違背法治，排擠異己，灌輸君君臣臣的教條，鞏固皇帝專制，同時鞏固自己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權特利。歷代皇朝的儒家士大夫成爲“文化貴族”，是世界史上最成功的統治集團之一。 從共和國到帝國，從封建到集權，羅馬和中國的歷史證明世上沒有萬能的統治單方。今天西方好唱所有國家都必須趨向民主法治，但古代史實卻背道而馳。羅馬人放棄了共和國的民主方面，犧牲了公民權利。法治可分兩層而言。最基本的是所有人都尊奉既有法律，rule by laws，即法家所謂“援法而治”。再上一層是有憲法規定合理的立法程序，rule of law，循憲法治。憲法也是法，所以若無援法而治的基礎，統治精英自稱有德而藐視法律，多堂皇的憲法都是一紙空言。羅馬帝國下，共和國的立法程序無存，循憲法治廢除，但人們依然以奉公守法為道德，援法而治依然盛行。中國傳統從沒有循憲法治的意念。法家的掾法而治是創舉，但備受“寡恩”的指責，儒家獨尊後便漸消沉。歷代皇朝盛行人治，美名“德主刑輔”。刑是殘酷明顯了，但主導用刑的“德”是什麽，卻甚隱晦模糊。 鷹式統治和龍式統治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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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大綱的詳細内容以及參考資料，可見《龍與鷹：秦漢與羅馬帝國的興衰，如何影響了今天的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