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與法治

中西帝國的特色評較

儒家的人治与罗马的法治

深深影响中国皇朝的儒家泛道德主义人治理想，根源于周代的宗法封建。罗马以法律著名，共和国前期不流血革命创建的理性分权法治政制，成为后世典范。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心理、文化各方面，分析评较罗马共和国的法治道德和亲亲尊尊的封建政治道德。

中西的先帝国时代 | 个人关系与亲亲人治 | 公共关联与共和法治 | 仁义人治与公义法治

中西的先帝国时代

罗马共和国历时460 年，终结于前49年西泽发动内战、启迪帝国。春秋战国历时500年，终结于前22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皇朝。中西的先帝国时代各自可以分为两期。罗马共和国前期的最大成就在化解内部矛盾、建立理性分权的法治内政；后期的成就在外征兼并，建立宏阔的帝国。中国的春秋时代宗法封建贵族全盛；随后的战国时代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变法改制，挑战贵族的地位，法治的思想萌芽。

本文专注中西先帝国时代的前期。罗马共和国检察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政制成为一个灵感泉源，滋养现代政治学。美国宪法的构想，便受它影响[1]。春秋封建贵族的经典和价值观，包括人治的政治道德，被儒家承传，成为历代皇朝的意识形态，扼杀了法治的幼芽。两者的深远影响，今天尚存。

秦汉皇朝和罗马帝国是中西并立的世界性帝国，性质颇为相似。然而，上溯皇朝帝国成立之前四百年，可以发现中西的情况大不相同。最大的例外是，罗马和春秋诸侯国都很细小，不过一城外加四野，人口数万，规模犹如今天一座大学。后来国家的规模大幅膨胀，治理的复杂性也随着增加。如何应付复杂的现实是共和国后期和战国时代的大问题，不过这是本文题外了。

在科技、经济、文化、政治组织上，罗马共和国和春秋诸侯国都相去甚远。现代罗马的历史文明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木犁旁插一枝长矛，解说它代表罗马共和国的精神。共和国可谓是一个农民战士之国，即使贵族，也是质朴踏实。这从辛辛那提（今天美国的Cincinnati 州是以他为名）的传奇可见一斑。他是个老牌贵族，曾任执政官；但亲身下地，应元老院之召，才放下锄头拿起矛剑来领兵保卫国家。

现代中国的历史博物馆里琳琅满目的，是精美的先秦青铜祭器。使用那些祭器的封建诸侯数百年来远离生产，鄙视农耕为小人之务。春秋贵族奢华安逸，雍容雅致，讨论政策时也引用《诗》《书》。他们的文化比共和国早期的罗马贵族高得多。早熟的文化凝结了很多封建贵族的价值，经儒家的道德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

罗马人心目中，可谓是国之大事，在农与战。对此，中国的贵族甚不为然；战国时秦商鞅变法提倡农战，便遭受鄙视攻击。春秋的封建贵族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戎战以保卫安全是国家的主要功能之一，古今中外都一样。此外，罗马人偏重农业经济，春秋贵族偏重祭祀礼教，这迥异的观点嵌入了中西的文化遗传基因。


	罗马共和国	春秋诸侯国
观念	国之大事，在农与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技术	铁器时代	青铜时代
经济	自耕小农	井田共耕
财产	法律保障私人财产	土地拥有权与封建领主权不分
军队	公民步军	贵族战车
政治	检察制衡的共和法治	宗法封建的亲亲人治
秩序	贵族平民都尊重法律	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
官职	公民大会每年选举	血缘亲戚

春秋时，中国犹在青铜时代。青铜贵昂，被贵族垄断，多用在兵器、礼器、和奢侈品上。庶民的生产工具多用石器和硬木。这些粗陋工具的生产力低，小家庭难以有盈余储蓄以捱过各种天灾人祸。庶民聚居在井田村社，在贵族的控制下共同耕作。私有地产并不存在，因为土地拥有权还未从封建领主权中解放出来。有权长期使用一小块土地以养家，不用每年与社人轮换，便算是“恒产”了。这种封建井田的生产组织日后成为儒家的社会经济理想。明文法律要到春秋末年才面世，还受到孔子的剧烈反对，说庶民能诉诸法律，就会不惧怕贵族，破坏严守贵贱尊卑的封建道德[3]。

罗马共和国成立时，地中海一带早已进入铁器时代，私有地产权经已普遍。价廉效高的工具提高生产力，使家庭农户能积聚盈余渡过灾难，还能购置田地、兵器。自耕其地的小农不但是共和国的经济基础，而且自置戎装，组成共和国的军队。剑刃犁刃出政权，在二百年长的“阶层斗争”中，平民从贵族手中为自己争取到不少公民权利，建立了检察制衡的共和国政体。在斗争期间，共和国公布了贵族平民都引以为荣的十二表法；尊敬法律一向是罗马的公民道德。

戎战是国家的大事之一。军队是国家的支柱之一，它的成分颇能影响权力分配。春秋诸侯的军队主力是四马拖的战车。车马贵昂，绝非庶民所能负担。贵族垄断了军事，也垄断了权力。车战需要高度特殊的个人技巧，充任战士的低级贵族常炫耀个人英勇，但合作的精神不高。罗马军队的主力是步兵。步战的技巧较容易学，步兵持的矛、盾等兵器，稍富裕的小农家庭也能负担。罗马可谓是全民皆兵；服兵役是公民自豪的义务，也是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后台。罗马早期采用希腊式密集方阵，战士们盾牌相连，每人都要靠右边战友的盾牌保护，全阵一体，培养出高度的合作精神，以及认同全体的概念感情。

个人关系与亲亲人治

看实际政治权力分布，罗马共和国和春秋诸侯国皆属贵族统治。然而，除了保守和尊重传统外，两种贵族统治大不相同。罗马贵族的传统是元老院集体统治，可称作共和法治。宗法封建贵族的传统是家族统治，可称作亲亲人治。两种政治的主要基础是两种人际关系：个人关系和公共关联。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激发我们的感情，它的主要道德原则是仁爱和信义。从婴儿与母亲开始，世界上有人就有个人关系。儒家伦理的特色是几乎全被个人关系垄断了，三纲五伦是不消说了，即使政治也是君臣父子、亲亲尊尊的个人关系挂帅。这特色是的泉源是周代的宗法封建。

个人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牢固的联结，生死不渝。然而，个人关系网的复杂性随着人数呈几何式增长，不易推广；你能与多少人维持个人关系？鼓励推己及人的孟子教导：若见同室操戈，不及正衣冠就应相救。但若是乡邻相斗，关起门来就是了[4]。可见他鼓吹的“推恩”其实推不多远。由亲而疏，个人关系逐渐淡薄。人口众多时，个人关系网会分裂成许多小圈子，圈内亲密，对圈外人冷漠甚至排挤。周代的宗法封建把小圈子政治制度化，儒家把封建贵族的价值道德化。

周代封建制中，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只直接统治地域不大的王畿。其它土地他分封给亲戚功臣作为诸侯采邑。春秋时，数以百计的诸侯国早已全权独立了。诸侯也各自实行封建，自己直接统治“国”，其它土地分封给亲属的卿大夫，作为他们的“家”。封建制度的特色是层层分割权柄、截断忠贞。诸侯的权力只及卿大夫个人，不能深入卿大夫的“家”去干涉家事。卿大夫兼任治理“国”的大臣，奉诸侯为主子。大夫的“家”俨然自成小国，任用家臣。按尊尊的封建道德，人臣必须效忠于主上，不得有二心。所以家臣只奉大夫为主子，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当大夫与诸侯侯发生冲突时，家臣必须帮大夫叛逆诸侯。若国有灾祸，家臣也可以坦然遵守封建道德，为家利而不顾国难[5]。这种狭隘的忠贞很适合全部由个人关系组成的封建社会。它把政治权力、政治思想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家庭式的小圈子里，免得个人因为关系太繁复而难为。众多小圈子形成一盘散沙也似的社会，难怪篡夺战乱层出不穷。

为了弥补封建的散沙缺憾而凝固天下，周代采取了两个方法：宗法和君主个人崇拜。宗法是父系的血缘组织。大宗的宗主是一族之长，传位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各自成立小宗，服从大宗，但在本小宗内自为宗主。他们照样传位给嫡长子，让其他儿子建立小小宗。宗法封建把这血缘组织与政治组织相结合，天子是大宗宗主，诸侯是小宗主，大夫是小小宗主。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6]，就是企图用血缘的粘力来抵消封建的离心力。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其实都与他们的宗室混然难分。就这样，政治和血缘互成表里，忠与孝同出一辙，“亲亲”成为政治的无上原则。触犯它的人就算逃过暴力攻击，也难逃道德谴责。亲亲的道德日后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干[7]。

一个凝聚亿万人的方法是使每人个别地与一个特殊的人物发生感情，例如忠于皇帝或崇拜伟大的领袖。人治把这种个人关系强化极端化。周以武力灭商而夺取天下，大事宣传周王得天命、具大德。《诗经》多“颂词。儒家标榜圣王的典范，也多强调万民顶礼膜拜，如孟子描述武王灭纣，百姓叩头叩得山崩也似的响[8]。歌功颂德，叫百姓的希望全系在圣王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人治的理想。

孔子总结亲亲人治的政治道德：“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9]

孔子活在春秋末年。他着的《春秋》记载贵族事迹。此外，《诗》《书》是封建贵族的典籍，《礼》记不下庶人的贵族规矩，加上卜筮的《易》，就成为儒家的《五经》。它们是宗法封建时代的贵族产品，深深烧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宗法封建被大一统的皇朝替代了，封建贵族被废除了，但他们的价值道德观凝结在《五经》里，被儒生捧为涵括天下一切的天理，支撑了专制皇朝二千年。今天，新儒家还宣称它必定适合的现代社会。

公共关联与共和法治

罗马人珍惜亲戚关系，个人依附在罗马社会也相当普遍。与儒家不同之处是，罗马人除了个人关系外还建立了公共关联。

个人关系动情，使人感到温暖实在。公共关系诉诸人们的理性和常识，比较抽象。通过无数冷静的洽商，合理地解决纠纷，耐性地整合各种妥协，人们逐渐建立各种社会和政治制度，各种非个人的、不受感情左右的、但受大家尊重的公共规则。交通规则是一种人所熟悉的公共制度。一方面，个人明白规矩，能预料到自己各种行动的后果、理性地计划自己的行动，培养不涉个人关系的公德心。另一方面，每人以个人身份参与制度，循规而行，不必与别人发生个人关系，但照顾自己福利同时也照顾到无数陌路人的福利，社会秩序自然产生。若有人犯规，制度依事先公布的法律公平处理，不伤感情，不像报私仇般牵动个人关系，免了冤冤相报的牵连。

公共关联避免了网络牵连的复杂性，容易推广，可以凝结亿万人。公平和公义是公共关联的主要道德，它们在儒家的个人道德世界外开拓了一个新的道德维度、即以法律为代表的公德。假如我们想象个人道德是个两维的平面，那么公德带来第三维的深度，使道德生活变成个三维空间，更恢宏丰富。罗马共和国的公共关联异常活跃，积极参与增加了个人的道德深度，使个人变成公民。公民参与元老院的公开辩论或民众大会的公开投票，就此组成政治实体。这个公共深度是春秋的封建社会所缺乏的；那儿，道德只是局限在个人关系的平面，理想的政治人是顺民。

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和政制得来不易。共和国驱逐国王，由一小撮老牌贵族操权。立国后不久，内部就发生剧烈斗争：平民豪富向老牌贵族夺权，一般公民抗拒贵族的横蛮凌虐，贫穷公民要求限制富豪债主的无限权力。幸而罗马人理性，各方都肯切实商讨、适当让步。历时约二百年（约前494年至前287年）的所谓“阶层斗争”是个不流血的革命。平民逐渐为自己争取到政治权利，以及保障自己不受政府和贵族无理欺逼的公民自由。同时，共和国的执政官、元老院、民众大会三头政治体制也逐渐改良完善。

所有公民，不论平贵，都尊重保障他们权利的法律。立法依循明确的法定程序。执政官提案，一般先得元老院的认可。民众大会聆听对提案的正反辩论，然后投票决定通不通过。投票结果是最终决定。

立法外，民众大会也每年选举执政官。从程序形式上看, 罗马人民掌最终立法权和选举权，可谓是共和国的统治主宰。但看实质，却不是那么会事。人民有选举权，但可供选择的人选早已被贵族圈限。法定参加竞选的最基本资格是，拥有足够成为元老的巨大的财富。人民决定通不通过某提案，但无权提案，无权修改提案，也无权在大会上单独发言；提案和辩论是贵族的权职。探索实在权力所在，学者发现共和国算不上是民主；人民其实统而不治，真实的治权落在贵族的团体元老院中。

执政官在任内掌国王也似的领兵权和生杀大权，但他的权力并非无限。罗马城内，他不能侵犯公民的法定自由。领兵出外，他仰元老院发付军费。对附属的臣民，他任内可以横加凌虐，但他的任期只是一年，卸任后被凌虐的附属可以到罗马城依法起诉。执政官任前任后皆是元老，其实是元老院的一份子，受同僚的压力节制，一般也衷心拥护元老院的传统。

元老院成员三百，法定必须的富豪，具有相同的经济利害关系。老牌贵族在阶层斗争中被逼与平民富豪分权，即使如此，元老仍然出自为数不多的世家大族。元老的最深传统是贵族平等和集体统治。法律规定出任各种官职的年龄资格，严格限制任职期和连任，尽量平均分配掌行政权的机会以及它带来的荣耀，不让任何人越众而出，独霸权威，危害集体统治。这传统成功地稳定了罗马政治数百年，直到西泽凭军功把它打破。

经过二百年的努力，共和国终于建立了能团结所有公民的政治体制。政府的三个最高部门，元老院、执政官、民众大会，各有权职，互相制衡，不让其中之一滥权，因而保障国家安定。所有公民都能各依身份参与政治，因而认同政体、产生爱国的热情。在共和法治的带领下，罗马人民征服了地中海区域，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他们宪法式的分权政制更成为后世政治的一个典范。

仁义人治与公义法治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见到儒家基于个人关系的政治道德标榜仁爱、信义、以及圣王的个人吸引力。二千年来，这种道德成功地培育了孝子忠臣、节妇顺民。罗马共和国除了个人关系外还建立了社会关联，政治道德在爱、信外加上公平、公义，公开明确的法律成功地培养了有公德心的国家公民。忠臣的忠不外是孝的延续，对象只是君主个人。相反地，罗马公民效忠的对象不是个别执政官而是罗马的政体：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PQR,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罗马人以奉公守法为道德，实行法治。相反地，儒家鼓吹人治，坚持治乱全决定于君王的个人品德，只要圣王在位，一切社会政治问题无不迎刃而解，如孟子谓：“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10] 亲亲是仁之本，所以也是政治之本。这种人治道德不能容纳公共关联的公德公义，以及它带来的法治精神。儒家敌视公平公布的法律，不单是因为明确切实的法律限制贵族用刑的随意性、因而削减了他们的权利。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法律违反道德，因为法律平等对待贵族和平民，危害了尊尊之义；不容偏袒亲戚，伤害了亲亲之仁。汉初的太史令司马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11]。不能容纳法家“君臣上下贵贱皆遵守同一法律”[12] 的公平理想，把政治强压回儒家个人道德的平面世界，这是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表现。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人治道德泛滥，使儒家独专历代皇朝之后法治始终萎缩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