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與法治

中西帝國的特色評較

儒家的人治與羅馬的法治

深深影響中國皇朝的儒家泛道德主義人治理想，根源于周代的宗法封建。羅馬以法律著名，共和國前期不流血革命創建的理性分權法治政制，成為後世典範。本文從社會、經濟、政治、心理、文化各方面，分析評較羅馬共和國的法治道德和親親尊尊的封建政治道德。

中西的先帝國時代 | 個人關係與親親人治 | 公共關聯與共和法治 | 仁義人治與公義法治

羅馬共和國歷時460 年，終結於前49年凱撒發動內戰、啟迪帝國。春秋戰國歷時500年，終結於前22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創皇朝。中西的先帝國時代各自可以分為兩期。羅馬共和國前期的最大成就在化解內部矛盾、建立理性分權的法治內政；後期的成就在外征兼併，建立宏闊的帝國。中國的春秋時代宗法封建貴族全盛；隨後的戰國時代思想解放，百家爭鳴，變法改制，挑戰貴族的地位，法治的思想萌芽。

本文專注中西先帝國時代的前期。羅馬共和國檢察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政製成為一個靈感泉源，滋養現代政治學。美國憲法的構想，便受它影響[1]。春秋封建貴族的經典和價值觀，包括人治的政治道德，被儒家承傳，成為歷代皇朝的意識形態，扼殺了法治的幼芽。兩者的深遠影響，今天尚存。

秦漢皇朝和羅馬帝國是中西並立的世界性帝國，性質頗為相似。然而，上溯皇朝帝國成立之前四百年，可以發現中西的情況大不相同。最大的例外是，羅馬和春秋諸侯國都很細小，不過一城外加四野，人口數萬，規模猶如今天一座大學。後來國家的規模大幅膨脹，治理的複雜性也隨著增加。如何應付複雜的現實是共和國後期和戰國時代的大問題，不過這是本文題外了。

在科技、經濟、文化、政治組織上，羅馬共和國和春秋諸侯國都相去甚遠。現代羅馬的歷史文明博物館裡陳列著一張木犁旁插一枝長矛，解說它代表羅馬共和國的精神。共和國可謂是一個農民戰士之國，即使貴族，也是質樸踏實。這從辛辛那提（今天美國的Cincinnati 州是以他為名）的傳奇可見一斑。他是個老牌貴族，曾任執政官；但親身下地，應元老院之召，才放下鋤頭拿起矛劍來領兵保衛國家。

現代中國的歷史博物館裡琳琅滿目的，是精美的先秦青銅祭器。使用那些祭器的封建諸侯數百年來遠離生產，鄙視農耕為小人之務。春秋貴族奢華安逸，雍容雅致，討論政策時也引用《詩》《書》。他們的文化比共和國早期的羅馬貴族高得多。早熟的文化凝結了很多封建貴族的價值，經儒家的道德化，成為中國文化的遺傳基因。

羅馬人心目中，可謂是國之大事，在農與戰。對此，中國的貴族甚不為然；戰國時秦商鞅變法提倡農戰，便遭受鄙視攻擊。春秋的封建貴族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2]。戎戰以保衛安全是國家的主要功能之一，古今中外都一樣。此外，羅馬人偏重農業經濟，春秋貴族偏重祭祀禮教，這迥異的觀點嵌入了中西的文化遺傳基因。


	羅馬共和國	春秋諸侯國
觀念	國之大事，在農與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技術	鐵器時代	青銅時代
經濟	自耕小農	井田共耕
財產	法律保障私人財產	土地擁有權與封建領主權不分
軍隊	公民步軍	貴族戰車
政治	檢察制衡的共和法治	宗法封建的親親人治
秩序	貴族平民都尊重法律	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
官職	公民大會每年選舉	血緣親戚

春秋時，中國猶在青銅時代。青銅貴昂，被貴族壟斷，多用在兵器、禮器、和奢侈品上。庶民的生產工具多用石器和硬木。這些粗陋工具的生產力低，小家庭難以有盈餘儲蓄以捱過各種天災人禍。庶民聚居在井田村社，在貴族的控制下共同耕作。私有地產並不存在，因為土地擁有權還未從封建領主權中解放出來。有權長期使用一小塊土地以養家，不用每年與社人輪換，便算是“恆產”了。這種封建井田的生產組織日後成為儒家的社會經濟理想。明文法律要到春秋末年才面世，還受到孔子的劇烈反對，說庶民能訴諸法律，就會不懼怕貴族，破壞嚴守貴賤尊卑的封建道德[3]。

羅馬共和國成立時，地中海一帶早已進入鐵器時代，私有地產權經已普遍。價廉效高的工具提高生產力，使家庭農戶能積聚盈餘渡過災難，還能購置田地、兵器。自耕其地的小農不但是共和國的經濟基礎，而且自置戎裝，組成共和國的軍隊。劍刃犁刃出政權，在二百年長的“階層鬥爭”中，平民從貴族手中為自己爭取到不少公民權利，建立了檢察制衡的共和國政體。在鬥爭期間，共和國公佈了貴族平民都引以為榮的十二表法；尊敬法律一向是羅馬的公民道德。

戎戰是國家的大事之一。軍隊是國家的支柱之一，它的成分頗能影響權力分配。春秋諸侯的軍隊主力是四馬拖的戰車。車馬貴昂，絕非庶民所能負擔。貴族壟斷了軍事，也壟斷了權力。車戰需要高度特殊的個人技巧，充任戰士的低級貴族常炫耀個人英勇，但合作的精神不高。羅馬軍隊的主力是步兵。步戰的技巧較容易學，步兵持的矛、盾等兵器，稍富裕的小農家庭也能負擔。羅馬可謂是全民皆兵；服兵役是公民自豪的義務，也是他們爭取政治權利的後臺。羅馬早期採用希臘式密集方陣，戰士們盾牌相連，每人都要靠右邊戰友的盾牌保護，全陣一體，培養出高度的合作精神，以及認同全體的概念感情。

個人關係與親親人治

看實際政治權力分佈，羅馬共和國和春秋諸侯國皆屬貴族統治。然而，除了保守和尊重傳統外，兩種貴族統治大不相同。羅馬貴族的傳統是元老院集體統治，可稱作共和法治。宗法封建貴族的傳統是家族統治，可稱作親親人治。兩種政治的主要基礎是兩種人際關係：個人關係和公共關聯。

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激發我們的感情，它的主要道德原則是仁愛和信義。從嬰兒與母親開始，世界上有人就有個人關係。儒家倫理的特色是幾乎全被個人關係壟斷了，三綱五倫是不消說了，即使政治也是君臣父子、親親尊尊的個人關係掛帥。這特色是的泉源是周代的宗法封建。

個人關係是人類最基本牢固的聯結，生死不渝。然而，個人關係網的複雜性隨著人數呈幾何式增長，不易推廣；你能與多少人維持個人關係？鼓勵推己及人的孟子教導：若見同室操戈，不及正衣冠就應相救。但若是鄉鄰相鬥，關起門來就是了[4]。可見他鼓吹的“推恩”其實推不多遠。由親而疏，個人關係逐漸淡薄。人口眾多時，個人關係網會分裂成許多小圈子，圈內親密，對圈外人冷漠甚至排擠。周代的宗法封建把小圈子政治制度化，儒家把封建貴族的價值道德化。

周代封建制中，天子名義上是天下共主，但實際上只直接統治地域不大的王畿。其它土地他分封給親戚功臣作為諸侯采邑。春秋時，數以百計的諸侯國早已全權獨立了。諸侯也各自實行封建，自己直接統治“國”，其它土地分封給親屬的卿大夫，作為他們的“家”。封建制度的特色是層層分割權柄、截斷忠貞。諸侯的權力只及卿大夫個人，不能深入卿大夫的“家”去干涉家事。卿大夫兼任治理“國”的大臣，奉諸侯為主子。大夫的“家”儼然自成小國，任用家臣。按尊尊的封建道德，人臣必須效忠於主上，不得有二心。所以家臣只奉大夫為主子，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當大夫與諸侯侯發生衝突時，家臣必須幫大夫叛逆諸侯。若國有災禍，家臣也可以坦然遵守封建道德，為家利而不顧國難[5]。這種狹隘的忠貞很適合全部由個人關係組成的封建社會。它把政治權力、政治思想的範圍限制在一個家庭式的小圈子裡，免得個人因為關係太繁複而難為。眾多小圈子形成一盤散沙也似的社會，難怪篡奪戰亂層出不窮。

為了彌補封建的散沙缺憾而凝固天下，周代採取了兩個方法：宗法和君主個人崇拜。宗法是父系的血緣組織。大宗的宗主是一族之長，傳位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各自成立小宗，服從大宗，但在本小宗內自為宗主。他們照樣傳位給嫡長子，讓其他兒子建立小小宗。宗法封建把這血緣組織與政治組織相結合，天子是大宗宗主，諸侯是小宗主，大夫是小小宗主。所謂“封建親戚，以藩屏周”[6]，就是企圖用血緣的粘力來抵消封建的離心力。諸侯的“國”和大夫的“家”，其實都與他們的宗室混然難分。就這樣，政治和血緣互成表裡，忠與孝同出一轍，“親親”成為政治的無上原則。觸犯它的人就算逃過暴力攻擊，也難逃道德譴責。親親的道德日後成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幹[7]。

一個凝聚億萬人的方法是使每人個別地與一個特殊的人物發生感情，例如忠於皇帝或崇拜偉大的領袖。人治把這種個人關係強化極端化。周以武力滅商而奪取天下，大事宣傳周王得天命、具大德。《詩經》多“頌詞。儒家標榜聖王的典範，也多強調萬民頂禮膜拜，如孟子描述武王滅紂，百姓叩頭叩得山崩也似的響[8]。歌功頌德，叫百姓的希望全系在聖王一個人的身上，這就是人治的理想。

孔子總結親親人治的政治道德：“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9]

孔子活在春秋末年。他著的《春秋》記載貴族事蹟。此外，《詩》《書》是封建貴族的典籍，《禮》記不下庶人的貴族規矩，加上蔔筮的《易》，就成為儒家的《五經》。它們是宗法封建時代的貴族產品，深深燒上時代和階級的烙印。宗法封建被大一統的皇朝替代了，封建貴族被廢除了，但他們的價值道德觀凝結在《五經》裡，被儒生捧為涵括天下一切的天理，支撐了專制皇朝二千年。今天，新儒家還宣稱它必定適合的現代社會。

公共關聯與共和法治

羅馬人珍惜親戚關係，個人依附在羅馬社會也相當普遍。與儒家不同之處是，羅馬人除了個人關係外還建立了公共關聯。

個人關係動情，使人感到溫暖實在。公共關係訴諸人們的理性和常識，比較抽象。通過無數冷靜的洽商，合理地解決糾紛，耐性地整合各種妥協，人們逐漸建立各種社會和政治制度，各種非個人的、不受感情左右的、但受大家尊重的公共規則。交通規則是一種人所熟悉的公共制度。一方面，個人明白規矩，能預料到自己各種行動的後果、理性地計畫自己的行動，培養不涉個人關係的公德心。另一方面，每人以個人身份參與制度，循規而行，不必與別人發生個人關係，但照顧自己福利同時也照顧到無數陌路人的福利，社會秩序自然產生。若有人犯規，制度依事先公佈的法律公平處理，不傷感情，不像報私仇般牽動個人關係，免了冤冤相報的牽連。

公共關聯避免了網路牽連的複雜性，容易推廣，可以凝結億萬人。公平和公義是公共關聯的主要道德，它們在儒家的個人道德世界外開拓了一個新的道德維度、即以法律為代表的公德。假如我們想像個人道德是個兩維的平面，那麼公德帶來第三維的深度，使道德生活變成個三維空間，更恢宏豐富。羅馬共和國的公共關聯異常活躍，積極參與增加了個人的道德深度，使個人變成公民。公民參與元老院的公開辯論或民眾大會的公開投票，就此組成政治實體。這個公共深度是春秋的封建社會所缺乏的；那兒，道德只是局限在個人關係的平面，理想的政治人是順民。

羅馬共和國的法律和政制得來不易。共和國驅逐國王，由一小撮老牌貴族操權。立國後不久，內部就發生劇烈鬥爭：平民豪富向老牌貴族奪權，一般公民抗拒貴族的橫蠻淩虐，貧窮公民要求限制富豪債主的無限權力。幸而羅馬人理性，各方都肯切實商討、適當讓步。歷時約二百年（約前494年至前287年）的所謂“階層鬥爭”是個不流血的革命。平民逐漸為自己爭取到政治權利，以及保障自己不受政府和貴族無理欺逼的公民自由。同時，共和國的執政官、元老院、民眾大會三頭政治體制也逐漸改良完善。

所有公民，不論平貴，都尊重保障他們權利的法律。立法依循明確的法定程式。執政官提案，一般先得元老院的認可。民眾大會聆聽對提案的正反辯論，然後投票決定通不通過。投票結果是最終決定。

立法外，民眾大會也每年選舉執政官。從程式形式上看, 羅馬人民掌最終立法權和選舉權，可謂是共和國的統治主宰。但看實質，卻不是那麼會事。人民有選舉權，但可供選擇的人選早已被貴族圈限。法定參加競選的最基本資格是，擁有足夠成為元老的巨大的財富。人民決定通不通過某提案，但無權提案，無權修改提案，也無權在大會上單獨發言；提案和辯論是貴族的權職。探索實在權力所在，學者發現共和國算不上是民主；人民其實統而不治，真實的治權落在貴族的團體元老院中。

執政官在任內掌國王也似的領兵權和生殺大權，但他的權力並非無限。羅馬城內，他不能侵犯公民的法定自由。領兵出外，他仰元老院發付軍費。對附屬的臣民，他任內可以橫加淩虐，但他的任期只是一年，卸任後被淩虐的附屬可以到羅馬城依法起訴。執政官任前任後皆是元老，其實是元老院的一份子，受同僚的壓力節制，一般也衷心擁護元老院的傳統。

元老院成員三百，法定必須的富豪，具有相同的經濟利害關係。老牌貴族在階層鬥爭中被逼與平民富豪分權，即使如此，元老仍然出自為數不多的世家大族。元老的最深傳統是貴族平等和集體統治。法律規定出任各種官職的年齡資格，嚴格限制任職期和連任，儘量平均分配掌行政權的機會以及它帶來的榮耀，不讓任何人越眾而出，獨霸權威，危害集體統治。這傳統成功地穩定了羅馬政治數百年，直到凱撒憑軍功把它打破。

經過二百年的努力，共和國終於建立了能團結所有公民的政治體制。政府的三個最高部門，元老院、執政官、民眾大會，各有權職，互相制衡，不讓其中之一濫權，因而保障國家安定。所有公民都能各依身份參與政治，因而認同政體、產生愛國的熱情。在共和法治的帶領下，羅馬人民征服了地中海區域，建立了史無前例的大帝國。他們憲法式的分權政制更成為後世政治的一個典範。

仁義人治與公義法治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見到儒家基於個人關係的政治道德標榜仁愛、信義、以及聖王的個人吸引力。二千年來，這種道德成功地培育了孝子忠臣、節婦順民。羅馬共和國除了個人關係外還建立了社會關聯，政治道德在愛、信外加上公平、公義，公開明確的法律成功地培養了有公德心的國家公民。忠臣的忠不外是孝的延續，物件只是君主個人。相反地，羅馬公民效忠的對象不是個別執政官而是羅馬的政體：元老院和羅馬人民，SPQR,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羅馬人以奉公守法為道德，實行法治。相反地，儒家鼓吹人治，堅持治亂全決定于君王的個人品德，只要聖王在位，一切社會政治問題無不迎刃而解，如孟子謂：“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10] 親親是仁之本，所以也是政治之本。這種人治道德不能容納公共關聯的公德公義，以及它帶來的法治精神。儒家敵視公平公佈的法律，不單是因為明確切實的法律限制貴族用刑的隨意性、因而削減了他們的權利。同樣重要的是，他們認為法律違反道德，因為法律平等對待貴族和平民，危害了尊尊之義；不容偏袒親戚，傷害了親親之仁。漢初的太史令司馬談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11]。不能容納法家“君臣上下貴賤皆遵守同一法律”[12] 的公平理想，把政治強壓回儒家個人道德的平面世界，這是儒家泛道德主義的表現。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人治道德氾濫，使儒家獨專歷代皇朝之後法治始終萎縮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