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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阶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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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与古中国皆从贵族统治转轨到君主集权，但贵族依然变相存在。皇帝要压制广大民众，必须得到统治阶层的辅助；要统治精英效忠，必须让他们同时获得自利。罗马的统治阶层是财阀，控制经济以自利；中国的是儒家士大夫，控制思想以自利。两者皆承继了先前贵族的价值。 很多古代社会的非宗教精英都笼统地称作“贵族”aristocracy。贵族混合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享受巨大的权力、地位、财富，为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不遗余力。他们自以为不但地位高贵，品味也高贵，人格更高贵，以严守贵贱尊卑为无上道德，对平民就算不欺逼践踏，也低等看待。很多贵族有世袭的爵位，但并非所有贵族都有。罗马共和国的元老贵族就不是世袭，中国历代皇朝的“文化贵族”儒家士大夫也不是。不过两者都依靠浓厚的血缘关系维持世代势力。 中国先秦时代和罗马共和国皆是贵族统治。先秦的宗法封建贵族世袭爵位、采邑、卿禄。罗马共和国的元老贵族没有正式的世袭官爵，随便谁都必须竞选得胜才能出任执政。然而，选举制度严格限制候选人的资格，结果是实际上权力等于世袭。一小撮核心家族操掌政权数百年，即使国家的领域大大膨胀，他们的权力也不减。共和国最后的150年间，所有当选的执政官中，所谓“新人”只占5份之一，而他们也多是新征服得疆域中的旧有贵族[1]。 中国封建贵族的组织环绕着宗法家族，诸侯国与诸侯的宗室家族混沌不分，亲戚兼任大臣。春秋时代，诸侯国数以百计，还层层分封，因此贵族的权力分散，而且互相倾轨，矛盾重重。中国人重亲情，“亲亲”遂成为最高政治原则。罗马人一样重珍惜贵族之间的情义；虽然贵族一贯把战功视为最高荣耀，但为了内部情义，他们容忍战败的将领继续从政[2]。个人感情外，罗马还培育了中国人欠缺的公共精神。与中国的封建贵族相比，罗马的元老贵族享有一大优势：他们有元老院这个团体组织。元老院把贵族的力量集中起来，立制度法律以缓和内部竞争、裁仲彼此争执。最重要的国法就是由群众大会投票通过法案和每年选举行政长官。这样一方面让民众作为贵族的裁判者，免得贵族竞争过火；一方面让群众有所参与，激发他们对贵族的拥护和对国家的热情。 除了元老院，罗马贵族还有一个权力的基础，财富。官方调查把所有公民依财产多少而分等级。顶尖富有的极少数人构成元老品级；属于元老品级是进入元老院或参加竞选官职的核心条件。罗马贵族竭力保护自己的财富，确立绝对财产权的法律只是努力之一而已。共和国后期，贫富之间的差距日趋巨大，威胁社会稳定、甚至军队的兵源。为了缓和贫富不均，有识之士在民众大会提案，要把公共土地分配给贫困的公民，可是数次改革都在贵族的强硬反对下失败。早已把公共土地占为己有的贵族谋杀了推动改革的格拉克斯兄弟，诬蔑他们意图夺权专制。罗马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托古言今，那时就有意图专制的故事流传以粉饰谋杀：古时，执政官开思阿斯提案分配公共土地；马里乌斯在灾荒时用自己的钱买粮救济饥民；一度带领公民抗拒入侵的高卢人的英雄孟利乌斯用自己的钱救赎债务奴隶。三个人都没有煽动暴乱，单是他们的济贫行动就有动摇财产权之嫌。三个人都被指控为蛊惑民心、正法式地杀害。开思阿斯之死据说还是他父亲下手的[3]。这些故事警告时人勿蹈覆辙，也显露罗马贵族在财产权上绝不容清。 贵族集体统治是罗马共和国的最深固传统。以军功脱颖而出的西泽独裁，威胁集体统治，被维护共和传统的贵族刺杀。内战爆发。最后胜利的奥古斯都成为第一位罗马皇帝。为了压制贵族，他剥夺了元老院的政治实权；元老院仍在，但不过是个形式空壳。然而，奥古斯都保留了元老品级，还大大提高了它的财富门坎，所以只有极端富有的人才能成为帝国官员。帝国加强了共和国的财阀色彩，土地改革一去不返，贫苦的公民逐渐丧失他们的公民权利，沦为奴隶不远了[4]。 罗马四出征伐，领土日广。为了统治被征服的人民，它有系统地挑选当地的富豪贵族，赐予更多土地，利用他们控制土著。财富本来带有经济权力，投靠罗马后又加上政治权力。富人为了卫护既有权益，自然效忠罗马。就这样，罗马综合经济和政治权利，使天下富豪尽入彀中。一个团结的财阀贵族是罗马帝国升平的基石。 先秦的封建贵族缺乏元老院般的团体组织，靠礼乐文化认同。日后成为儒家经典的《诗》《书》原是贵族的读本，论政时引诗也是他们的习惯。这些雅致的贵族长期养尊处优，不切实务，变成颟顸无能，渐趋没落。战国年间，中国进入铁器时代。技术革命提高了生产力，经济蓬勃，加上列国竞争剧烈，纷纷招募人才以改革图强，使才智的平民有机会上进、以能力挑战贵族的权位。在这种种刺激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百家争鸣，其中儒、法两家对后世政治的影响尤大。 儒家继承了贵族的经典，把古代理想化，自命为王者师，用道德巩固贵族的价值观，希望教育和复振封建贵族。他们鼓吹人治，把治乱系于君王的个人品德：“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5] 儒家高言迂阔，虽获得贵族的丰厚馈金俸禄，但在讲求实际的战国时代，他们无甚建树。相反地，法家伸展理性组织的能力，切实地改良政治制度、导引技术革命激发的经济动力。他们因行政的功能而组织政府部门，提高政府的效率。政府领导开荒，分配田地给家庭农户，发展小农经济。最重要的是，法家提倡法治：“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之大治。”[6]
法治打击贵族的特权特利，使贵族切齿痛恨[7]。 基于百年来法家改革的成果，秦统一中国。秦始皇汲取周朝封建导致列国纷争的历史教训，决定废封建，中央集权。废去封建贵族，政府任用官员不看血缘而看能力功绩是个理性的政策，可惜它太遥遥领先在时代之前了。政府是个庞大的权利集中地，需要源源不绝的大批人才，不但有知识有能力，而且有相当团契认同心，才能长治久安。以前，贵族是人才的资源；很多能臣如管仲、商鞅等，其实也是贵族的孽子。古代没有普遍教育，废除贵族做成一个人才真空。皇帝一人绝对无法统治，他必须笼络一个忠贞的统治阶层。法律至上的法治对皇帝、对统治阶层都不利。封建反动推翻了秦朝，儒生把秦亡归咎于法治。儒家的经典蕴涵贵族价值，适合培养统治阶层。“君君臣臣”上下尊卑的道德迎合专制皇帝，也迎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统治精英。汉朝罢黜百家、独专儒术，以精通儒家经典作为做官的标准，使天下知识分子尽入皇帝彀中。儒家士大夫通经致官，因官致富，形成效忠专制皇朝的“文化贵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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