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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道德与绝对信念道德：两个先秦实例 |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1919年的讲词《政治作为志业》中分析政治思想，发现两种大相径庭的道德观，责任道德（Verantwortungsethik，ethics of
responsibility）和绝对信念道德 （Gesinnungsethik，英译有absolute
ethics, ethics of ultimate end，ethics of conviction；中译有存心伦理、心志伦理、意图伦理）。政治家有强制权力，其决策关系社会大众，所以两种政治道德产生的后果，影响到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韦伯原文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各种激进政策和极端运动，批评它们追求绝对信念，漠视现实、不顾后果、不负责任，做成秧民大祸。西方人崇信基督教。韦伯采取一句教徒的惯语以显示绝对信念道德的特征：“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一定正当，后果自有上帝掌握。”一些政客采取与教徒类似的道德态度，所不同的只是教条的具体内容。他们无条件地全盘接受某些宗教式的绝对信念，奉为终极理想、无二道德；坚持凡是有志于绝对信念、纯洁无疵，追求终极价值，用的手段一定是善，行为应当有善果。然而，实际上的后果将会如何，政客们并不在乎，绝不因为后果可能恶劣的巨大风险而折衷妥协、或改变方法。若意图中善行真的引致恶果，他们也绝不责怪自己，只是指责别人愚蠢，或指责世界邪恶，或说是上帝的意旨。他们缺乏为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意念，认为自己唯一的责任就是保持对绝对信念的热忱，行事唯求有作世人典范的价值。 韦伯鼓励有志参政的人摒弃绝对信念道德的虚荣感，踏实挑起从政的道德责任。所谓责任道德，其实是一般人理性处世的常识。人们为将来努力，总有或大或小的志向理想，但也知道是到世情复杂，枝节横生，现实环境限制下，行事常有意外或副作用，所以常常事与愿违，不能预先假设善意必有善果。政策的关涉广，风险也大，不良副作用可能祸及千万人民。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深知人非全知，所以重视经验，积极试验，结聚经验为知识。凭知识，客观踏实地审察行为可能引致的各种发展，尽量扩大审察的范围以减低意外，估计各种可能的风险，衡量利害，以资决策。为了政策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肯退让折衷。若尽力而政策失败，他不诿过，不怨天尤人，只说：恶果源自我的行动，我至少为它负道义上的责任[1]。 韦伯所论的两种政治道德不止在西方显现。现代中国人熟悉的，19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便近乎绝对信念道德，197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轨则近乎责任道德。 近来，两种政治道德很得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学者注意。有学者论证，秦国商鞅变法所立富国强兵裕民的国策近乎责任道德；“循名责实”是法家的原则之一[2]。不过自从汉朝罢黜百家、独专儒术以来，秦和法家备受诋毁鄙弃，无甚影响。二千年来专制皇朝的统治阶层、文化精英是儒家士大夫。皇朝政教合一。儒家道德不但左右朝政，而且垄断教育、控制思想，权势巨大无比，当然赢得更多学者注意。 林毓生指出，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强烈的绝对信念道德倾向：“假定宇宙为一道德理性的有机体。政治人物应该‘正心、诚意’，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最主要途径……。他的政治行为最大的责任是保持他的意图的纯真，而不是考虑行为的后果。”他解释韦伯的对这等态度的批评，并勉励新一代的政治人物努力发展责任道德[3]。 林毓生的批评引起海峡两边新儒家的抗议。他们从两方面为儒家辩护。一方面，蒋庆指出，这批评对孟子、宋明道学一派的心性儒学或许中肯，但忽略了孔子《春秋》、荀子、《公羊传》一派的政治儒学；政治儒学其实是重视责任的[4]。 另一方面，心性儒学家避开切实负责的问题，从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学驳斥对儒家的批评。李明辉等把韦伯的概念从政治道德引申到一般道德，把责任道德和绝对信念道德引申至伦理学上的效果论（utilitarianism，或涵义更广的consequentialism）和义务论（deontology），然后把儒学比诸义务论，尤其康德的义务论[5]。且不论儒家道德与义务论之比是否牵强附会，这些玄奥难明的形而上心性学论调其实是顾左右而言它，遮蔽了韦伯分析政治道德的重心，因而撇开了批评的矛头。Gesinnungsethik 与责任道德的分别不在心志意图。人有意识的行动，即使微小如省车钱走路回家，也少不了意图存心。责任心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深邃热情的心志。所以单就有心志上说，韦伯认为两种道德并不一定势同水火；信念道德不一定等于不负责任，责任道德也绝非全无原则的投机。参政干大事的人要成功地克服无数困难，就必须有理想、有热忱，但也必须有判断切实事物的冷静能力。切实最重要。理想不是梦想狂想，崇高的理想念并不意味盲目的自大自是。泯灭责任心的是某些心志坚持自己的信念是绝对的、不受现实经验限制的极端性、顽固性、狂热性、非理性。这些特性并不普遍，并不是一般心志必需的。总言之，两种政治道德都有心志理想，不过绝对信念道德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 绝对信念道德一般标榜强烈的使命感，例如作基督的精兵、为阿拉真神引爆炸弹、自杀杀敌。然而，这些使命感是否淹没了客观判断？就算不看伤亡，自杀爆发炸弹的恐怖行动是否真能成就阿拉真神的大业？这些责任道德考虑的问题，绝对信念道德不理。同样地，儒生标榜“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但少问“任”是什么意思，是任高位还是负责任？若没有踏实负责的行为，凌虚蹈空的使命感不过是绝对信念道德的虚荣罢了。 儒家讲究“内圣外王”，而外王又是内圣的简单延续。宋明道学跟随孟子，把内圣之学带入超越经验的形上世界。“天理”就是形而上的绝对道德原则，不但支配人类心性，而且支配宇宙万物，不受事实验证，不容理性论证。士大夫修养心性，体悟得天理，外王便水到渠成，政治也当然依循天理的绝对道德原则。在具无上权威，形而上的天理与西方的天主上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现代新儒学想宗教化，建立儒教。 新儒学极力抗拒对儒家的批评。二千多年来儒家士大夫盘踞统治阶层的高位，知识分子享受这种长期的权益，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然而，经过多次天下大乱、两次亡国给异族的惨痛经验，士大夫非但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改革，连政治理论也毫无创见。对这思想的迂滞，新儒家一贯推咎于皇帝专制，不理专制其实是皇帝和士大夫合力维持的。对皇朝的弊病，有些新儒家否认儒家应负任何责任，也有些只怪宋明心性学，鼓吹回复孔孟的原始儒学。 其实先秦时儒生已频受“无用”的批评了[6]，例如《史记》载人们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7]。秦汉不少实例可以证明儒生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的倾向[8]。让我们从两个先秦个案探讨绝对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的分别吧。 秦灭蜀和齐灭燕的历史背景 秦灭蜀和齐灭燕差不过同时发生。战国的世界局势相若，但秦和齐采取不同的思想路线以决策，秦的态度近乎责任道德，齐的态度近乎绝对信念道德。让我们从秦和齐的策论、行为、和政策效果，看两种政治道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吧。 战国早期，魏国用李愧等法家能臣厉精图治，国势凌驾列国之上。又使吴起越过黄河，夺取秦在河西的大片土地。列国要自保，不得不自强，于是纷纷追赶，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前356年秦用商鞅变法，差不多同时，齐用邹忌。齐一向强大，变法后更犀利，两次大败魏军。前341年，齐用孙膑之谋，在马陵歼灭魏军，取代魏成为首席强国。秦本来落后，向来被诸侯耻笑。商鞅执政18年，先后两次变法，秦国才稳步富强起来。然而，国际竞争剧烈，别人也没有固步自封。秦要到前328年才能全部收复从前被魏夺取的河西之地。 战国中叶，七雄并立之局势形成。其中齐和秦，一东一西，又傲视魏、韩、赵、楚、燕，甚至想自称二帝。那时周室分裂为东西两个小国，嵌在韩国之中，威信荡然。列国君主互相称王，相会频繁。他们努力扩大自己的疆土势力，暗下都想替代周天子而成为天下之王。孟子看透他们“君临中国而抚四夷”的野心，奔走魏、齐之间，对梁惠王、齐宣王说，只要听他的话行仁政，“不王者，未之有也”[9]。他在齐国任卿，扬言以齐的国力，王天下易如折枝、反掌[10]。 机会来了。皇天公平，把同样的机会赋予秦与齐。前316年，秦国南邻的蜀国王室兄弟相争，齐国北邻的燕国国王学尧舜、搞禅让。结果是蜀、燕内乱。秦趁乱攻打蜀，齐趁乱攻打燕，都轻易大胜。秦、齐能不能抓住机会，吞并消化蜀、燕，建立王天下的基础，就看君臣决策的优劣了。燕国的内乱发展较慢，所以齐国兴兵比秦迟了两年。我们就先看秦的行动吧。 秦位处六国之西。跃为一等强国后，积极向东争雄。然而边陲多戎狄民族，秦国西北有义渠、西南有蜀，都时常发生摩擦，成为后顾之忧。秦向南，越秦岭，便是四川盆地，有历史悠久的巴、蜀两国。蜀国占成都地区，经济文化比较高，不惜建筑栈道与秦国交通；前451年开始，
两国反复争夺汉中盆地的南郑[11]。巴国占今重庆地区，还是血缘部族为主，沿长江与楚国相通。盆地局促，巴、蜀常生冲突，遂成世仇[12]。 前316年，蜀王之弟苴侯与巴国相好。蜀王大怒，攻打苴。苴侯逃到巴国，巴为他向秦国求救。 秦惠王正雄心勃勃图王业，聚羣臣议论，就有张仪等人认为巴蜀是戎狄小国，地处偏僻，胜之无益，不值得为它们劳师动众。 司马错驳道：“不对。我听说，要国家富庶，务必扩张土地；要军队强大，务必使人民富裕；要王天下，务必广施德政。此三项皆备，王业也随之而成。如今大王您的疆域狭、人民贫，所以我想从易处着手。蜀是西方偏僻的国家、戎狄的首领，而今有夏桀、商纣般的虐民内乱。秦国去攻打它，就如豺狼逐群羊般容易。占领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获得它的资源，可以富裕秦民。不用多少伤亡，就能征服它。所以秦国攻取蜀，天下不会认为是暴虐；尽得它的财富，诸侯不会认为是贪婪。而且还有禁止暴乱、匡正政治的美名，是一举而名实双收。”[13] 张仪又说，秦与其分兵伐蜀，不如集中力量，联结魏、楚，攻取韩的三川，直到二周城下，逼他献出九鼎。挟天子以令天下, 这样才能图成王业。 司马错反驳：“威胁天子是坏话；未必得利，但必得不义之名。去攻击天下所不愿意见到受害的，非常危险。让我解释为什么吧：周是天下的宗室，周和韩都是齐的盟国。周看到自己将丧失九鼎、韩看到自己将丧失三川，必会并力合谋；一面求救于齐、赵，一面把九鼎献给楚、把三川割给魏，与它们和解，秦无法禁止。这就是我所谓的危机。还是伐蜀好。”[14] 又有人说，伐蜀不如伐楚。司马错答道：“蜀国有水路和楚国相同。从巴地，用大船装载精兵，沿江东下，可以攻克楚地。取得蜀，则能攻取楚。兼并了楚，就合一了。”[15] 秦惠王衡量利弊，决定取蜀。前316年，遣司马错、张仪发兵，十个月便击败蜀军，追杀蜀王，平定吞并了蜀。张仪顺便攻取巴国，把巴王俘虏回去。四川盆地遂成为秦的疆域[16]。 攻伐吞并：孟子的取燕论 秦、蜀的国力悬殊。就算蜀道艰难，秦人自料只要有政治决心、军事可以全胜，所以出兵的决策就直接以灭蜀为宗旨。 齐、燕同属战国七雄。虽然燕比齐弱，而且内乱，但大国兼并没有先例。战国用兵频繁，宗旨多在夺城争势。例如前332年，齐趁燕王的丧事攻燕，也只抢去十个城池而已[17]。所以十八年后机会重来，齐国初时只考虑是否要出兵，到大捷后才考虑是否要灭燕。在出兵伐燕、胜后灭燕两个阶段上，孟子的政论行为并不一贯。 世袭传子是当时的传统，但很多学者推崇尧舜禅让[18]。燕王哙效法圣人，自己年老力衰，便把国政让给相国子之。太子平不服造反。将军市被带军队加入争权，内乱升级为内战，将军身死而军队涣散。前314年，齐国趁乱，大举伐燕。燕国边防尽废，城门不闭，齐军五十日便全胜，杀掉燕王与子之。怎样处理胜利果实？齐臣有两派意见，一派提议吞并燕，一派反对。齐宣王信息孟子，然后决定吞并[19]。 关于齐的决策过程，史籍所载稍有出入[20]。那时孟子在齐国任卿，禄十万钟。《战国策》《史记》皆载他对齐宣王道：“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21] 《孟子》却否认曾经孟子劝齐王伐燕，只记他回答同僚询问时说“燕可伐”，因为燕王没有王命而私下禅让，是犯了应得武力惩罚之罪[22]。 与秦的策论比较，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考虑应否兴兵时，孟子并没有想到人民；他只说燕违反了宗法封建的礼法，所以可伐。说敌国虐民所以可伐的，是秦的司马错，不是平日高倡保民的孟子。 更重要的是，孟子认为燕虽然有罪，但只有“天吏”才有资格加以惩罚。齐又没有王命，又和燕一般暴虐，不是天吏，没有道义资格出兵征伐。“以燕伐燕”是不仁不义。最重要的是，孟子把这反战的道德理由藏在心中，不向齐王提出来[23]。 连最捧颂孟子的朱熹也说此事难解。孟子与齐宣王平时相当亲近，为什么在这件涉及民生的大事上一言不谈[24]？宣王不问孟子，不足为奇。动兵一定伤民，孟子平素对此深表痛恨。宣王有心伐燕，自然不去招惹他的反对了。奇怪的是孟子不谏宣王。宣王未必听谏，也未必不听；一次他想伐魏，便被淳于髡劝止了[25]。为什么孟子不尽义直谏？注家没有答案。照孟子曾督促别人说，有官守者有言责。照他的政治道德准则，他自己在齐伐燕决策事上，可谓没负责任。 前314年，齐大举伐燕，五十天便大获全胜，杀掉燕王，把子之剁为肉酱。齐宣王认为胜利是天意，问孟子应不应该吞掉燕。孟子答道：“假如吞并而燕国人民喜欢，那便吞并；从前周武王便这么做。如果吞并而燕国人民不喜欢，那便别吞并；从前周文王便这么做。如今万乘大国攻打万乘大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还有什么别的意思？不过是逃避水深火热罢了。如果他们发现比从前水更深、火更热，那也不过是从燕的暴政转到齐的暴政罢了。”[26] 齐王听了孟子的话，决定效法商汤、周武凭征战灭国而王天下，吞掉了燕。一年后，赵、韩、魏、秦、楚合谋伐齐救燕[27]。齐王慌了，问怎样对付。孟子回答说，若果齐王真能行汤武之道，他就不用害怕了：“我只听说过以七十里地起家而得天下的，商汤就是了；未听说过拥地千里的国家畏怕别国的。《尚书》说，‘汤开始时攻打葛国。’天下人相信他。他攻东方，西夷怨；他攻南方，北狄怨，都说，为什么把我放在后面？百姓盼望商汤就像久旱盼望乌云。汤的征伐到处，市集不停，耕者下地，诛其君而恤其民，就像及时雨，人民欢欣异常。《尚书》又说，‘等得王的来临，我们可以复活重生。’如今燕虐其民，大王您去征讨，燕民认为您将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28] 行汤武之道而王天下是孟子绝不怀疑的信念：“尊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29] 商汤的故事，他就在不同的情况下说过三次。商汤征伐到处，人民“箪食壶浆以迎”[30]。而今他用同样字眼形容齐军，并誉之为“王师”，明显地把齐王比作商汤，鼓励他顺民意、吞并燕、行王天下的第一步。孟子的灭燕策论是他政治思想最重要、后果最大的实践。 孟子的灭燕论与司马错的灭蜀论一样，商讨切身关系到人民福利的军国大事，也提倡相同的政策；然而，它们采取不同的观点和理由。司马错着眼蜀国和诸侯的情况，理性地分析现实利害。孟子展示虚构的救世典范，报喜不报忧地煽动齐王的理想感情。两人的策对皆被采纳。决策时秦国的务实立场和齐国的矜德态度，已暗示为什么日后秦国能成功地统治发展巴蜀，而齐国不到两年便遭受列国帮助燕人反抗，被逼放弃。 攻伐吞并是外政，离不开国际关系。战国时周王式微，用现代术语说，世局是“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是“现实主义”。在西方，现实主义盛行于与战国同时的希腊，最显见于雅典的立场：只有在实力相若的国家之间，才有公道正义可言。若是强弱悬殊，强国可以随意行事，弱国只能逆来顺受[31]。秦的君臣也奉现实主义。司马错小心衡量国际关系，说秦、蜀国势悬殊，吞掉个小国不算是贪暴，戎狄的蜀也不会引起华夏诸侯的同情，所以秦灭蜀不会受列强的道德谴责、武力干涉。 国际关系是弱肉强食，但也并非全无道义。就如雅典人说，若实力相等，就要讲道理，否则凡事打个你死我活，大家吃亏。战国七雄并立，即使首席强国也敌不过六国合纵，所以外交必须谨慎，至少要摆个好样子，不要太过份而惹公愤。国际间的道义微弱，但隐约存在，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秩序。司马错深明此理，所以反对去攻天天下所不愿意见到受害的。 古代或许缺乏现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但诸侯宗室世袭基业的意念深厚。强国一面吞灭弱国，一面坚持自己君主的权威不可侵犯。别的强国君主要维持国际秩序而自保，也同情彼此的权威，指责侵犯世袭权威者为贪为暴。所以尧舜禅让，理论上虽然得到很多儒者赞颂，但一沾实践就触礁了。燕王哙让位给子之，毁掉燕宗室的基业，诸侯认为无道不义，应该帮助保存燕室。燕的邻国中山参与其事，中山王铸鼎以记，铭文指责燕王禅让：“对内，断绝召公的基业，灭绝对先王的祭祀。对外，使子之朝觐天的庙堂、与诸侯相会派次序。这样是上逆天意，下违人心。”[32]。这是当时维持国际秩序的道义。孟子说燕王擅自禅让有罪，不谏齐王动兵惩罚，似乎不惜为这封建诸侯的道义而让人民惨遭战祸。奇怪的是，到齐战胜而考虑吞并燕时，他却把道义丢到脑后。 我们且同意燕王不经周王许可而搞禅让、贵族争权内乱祸及人民，因而有可罚的罪状。然而，这些罪行是否应得灭国的极刑？这问题涉及公平正义，先秦有很多先例可循。例如，春秋时陈国的夏征舒弑君，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入陈讨罪，杀了夏征舒，吞并了陈。诸侯都庆贺他，唯有申叔批评他罚不当罪，说就像牛踩了别人的田，牛主有罪应罚，但如果田主因而把牛抢去，就是罚得太重了，不合道义了。楚庄王认为申叔说得有理，主动让陈复国[33]。霸主有责任主持诸侯之间的公道，楚庄王的行为显示了责任道德。不过责任道德在孟子的两极思想中被清算掉了。孟子把“霸道”和“王道”对立起来，贬斥霸道，谈一下也不齿[34]，一把抛弃掉历史经验累积的政治道义智慧。他灭燕论所持的“汤武王道”，其实正如田主抢牛，以漂亮的绝对信念窒息了道德理性。 孟子灭燕论的最大特色、与司马错灭蜀论的最大分歧，是脱离现实，以为空唱道德口号便可以不讲切实道义，不顾国际秩序、诸侯反应，就如西方的帝国主义以为空喊“自由民主”的口号便可以四处侵略、占殖民地。燕是七雄之一，历来与中国诸侯外交密切。春秋时它受到山戎威胁，齐桓公便出兵援救[35]。如今齐宣王要灭燕，难免触犯列强之间的同情默契。燕召公七百年的基业，毁于“尧舜之道”的禅让，列国已认为不道义，发兵拯救了；毁于外国吞并，列国更会认为不道义而反应强烈。然而孟子不理，只是一厢情愿地提倡王天下的汤武之道。 果然，赵国带头救燕，一面派人到韩国找到燕公子职，送他回燕联络人民；一面与楚、魏合谋，预备伐齐，逼它彻回占领燕地的军队自保。秦、韩、魏也有所举动[36]。齐的灭燕宏图面临崩溃，齐王慌忙问对策，孟子这才转口，说天下本来就畏惧齐的强大。而今吞并了燕，齐的疆域大了一倍，又不行仁政，所以惹天下动兵。提议齐放弃，另立燕王而撤退。其实这道理他在一年前、齐王问要不要否吞并时就应一早提出来，不应大发“王道”空论。然而迟到祸火燃眉，他还要粉饰，怪齐王不能真的效法汤武，把失败的原因诿过于齐兵的零星暴虐[37]，绝不承认齐国最贪最暴最惹公愤的正是汤武兼并王天下之道，一个万乘之国硬硬吞掉另一个万乘之国。不顾国际道义、国际现实才是齐灭燕失败的最大原因。 前314 年齐国伐燕，胜利后照孟子提议吞掉燕。前312年，韩、秦联兵，魏、楚呼应，攻齐本土。秦和魏更分兵击齐占领的燕地。燕人纷纷反齐，自立燕昭王[38]。齐国没有大战保燕。想是齐王采取了孟子悬崖变卦的主张，放弃燕，可惜时机已过，被列国占了救燕之德。不论如何，齐国灭燕之事已做下来了。所谓汤武之道，自欺可以，难减趁人之危的恶名和燕人的痛恨。燕昭王挑起雪国耻的责任，惨淡经营28年，卒之联合五国，歼灭齐军。又使乐毅率领燕军深入齐境，攻占齐一半城池，包括首都邯郸，夺回从前被齐抢去的礼器。齐自此沦为弱国，祸根就是灭燕之举。 儒家辩解说，孟子赞同吞燕时不顾国际关系，是因为他尊重更高的道义，认为“征伐之道，在顺民心”[39]。不错，“得民心者王”是孟子的绝对信念之一。他的政治理论一贯高张“人民”旗帜，在灭燕论中犹其是显著。在实践中，他是怎样看顾民心的？ 征伐是军事，灭国是政治。政治比军事更重要，也更困难。战胜只须击溃敌人的军队，可能一时侥幸，败军也可能重组反攻。赢家占领吞并敌国、统治它的人民，要长治久安，必须铲除原来统治者的权益，消灭他们在民间的号召力，收买土著精英为自己服务，即孟子所谓“得民心”。然而灭国而抚民并不是空口说说那么轻松。封建时代，国与国君宗室的界限含糊，公卿贵族、仕人君子多有血缘关系，人数多，在地方盘根错节，领导力深入民间。灭国后他们丧失权益，要他们甘心事奉新政权，谈何容易。让我们比较秦灭蜀和齐灭燕后的政策，看它们各自怎样争取民心吧 秦军伐蜀，胜得容易，但君臣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巴、蜀四川的原居民多是少数民族。为了安抚巴郡的复杂民族，秦采取优待政策，简化刑律，减轻税务，准以土产纳赋。赐予所有居民固定的民爵，犯罪可以用爵相抵。又立约规定夷人和秦人小事相犯时的互相赔偿，以减轻摩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怀柔政策安抚了少数民族，到汉朝还一直沿用[40]。 为了建立统治的基础，秦初得蜀，便迁移一万户秦人定居，以后也采取移民政策。很多移民有知识能力，能移风换俗、组织生产、开发四川的丰富资源[41]。然而，土著终比移民多。秦国君臣深知他们崇敬土著统治者，所以双管齐下，一面设郡县直接统治，一面利用“戎伯”的权威羁縻统治。设蜀郡，同时也保留蜀为附庸国，封蜀王之子为蜀侯。设巴郡，同时也保留蛮夷酋长，世代以秦女下嫁。饶是这般安排，蜀人也屡屡畔乱、蜀侯谋反。秦要再出兵三次入蜀，二次更换蜀侯，到前285 年才能废除蜀侯，全归郡县统治，那时已距离取蜀三十年了，可见安抚一个小国也不容易[42]。 开明氏统治蜀国不过三百年左右，蜀侯废除后还得到人民祭祀，可见人民对旧君的眷恋。姬氏统治燕国长久一倍，而且并无虐政；搞禅让导致内乱也是好意引出意外的恶果。燕人会不会毫无情义、断然背弃旧君？ 齐伐燕大捷，易如反掌。孟子不顾齐军趁燕军自乱的侥幸，断定胜利全因为燕人民心归齐，一如从前民心归向商汤；所以齐应该顺民意而吞并燕。这判断可信吗？出兵之前，以及后来要应付诸侯救燕时，孟子皆批判齐军暴虐。他的灭燕论瞒下暴虐，把齐军誉为救世王师，但燕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可以相信燕人苦于内乱，盼望好日子，但很难相信他们以为这好日子会在齐国统治下来临。燕人“箪食壶浆以迎”是孟子灭燕的主要论据，但这“王师”的样板形象有几分属实？或许争权的燕人中有亲齐派，但很难相信他们代表燕民的普遍意向。就如二十世纪日本侵略中国，就有亲日的汪政权，但这绝不意味中国人民欢迎日本统治。燕人一有机会马上就反，证明当初不过是勉强屈服在齐的兵威之下而已。 细读孟子的灭燕论，可见他并不理会燕国的君子贵族是否真的乐意放弃旧有的权益、燕国的百姓是否真的把齐王看作救星。燕人日后会在齐国统治下悔恨莫及的可能，他也冷漠对待，教他们认命。所谓“民意”，多是他自己的臆想。与其说他认为征伐应该顺民意，不如说他认为“民意”应该顺着他自己的主观理想，符合汤武征伐吞并王天下的典范，乖乖臣服于齐。 其实孟子的汤武典范也是主观的臆想。他瞒过《尚书·汤誓》所记：很多商汤的子民反对汤起兵征伐，说汤“不恤我众，舍我穑事”。汤的回应是威胁恫吓，说如不服从，“予则孥戮汝！”不夺农时、罪人不孥（不把罪人的家属收为奴）是孟子“仁政”的要求。汤不行仁政，对自己的子民也必须以暴力镇压。对被征服的人民，他到底怎样抚恤，致令天下仰望他为救星？孟子毫无解释。他洋洋洒洒大篇描述的，只是万民膜拜，歌功颂德。这是他“汤武之道”的主调。即如他一脚踢开《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的惨烈战事，一味坚持说商民欢迎武王，叩头叩得山崩也似的响亮[43]。切实的事例显示孟子所谓“得民心”，着眼的不是争取民心的切实政策，而是享受人民景仰、自负有德的内心陶醉。这种虚荣心是绝对信念道德的特征。 孟子的灭燕论没有教齐王如何去争取燕人民心，连严禁杀俘抢寳也不提[44]。儒生辩解道，孟子曾举商汤的典范证明仁者无敌[45]，所以安民的政策就是孟子鼓吹的“仁政”。按照孟子推己及人、由近而远的道德心理，齐王连在身边的齐本土也不能行仁政，怎能奢望他为遥远的占领区大发仁心？我们且按下这问题，只察看孟子的“仁政”。 “仁者无敌”是孟子绝不质疑的信念之一，也是他游说齐王魏王的口头禅。例如他对梁惠王说：“大王您若果施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叫人民深耕除草；还教年轻人孝悌忠信，侍奉父兄，尊从君上，那么他们即使持木棍也足以对抗持利剑披重甲的秦、楚精兵了。秦、楚夺取人民生产的时间，使他们不能耕种以养父母，使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它们使人民陷溺于水深火热中，大王您去讨伐，谁会抵抗您呢？所以说‘仁者无敌’，请大王您不要再怀疑了。”[46] 现代政客为了选举拉票，臭骂要财政收支平衡的对手为虐民，大夸自己保民，答应当选后一面减税、付清政府债务，一面增加福利、大派优惠，只是不提钱从哪儿来。说得天花乱坠，虽然漂亮，但不是道德而是不负责任的欺骗。孟子的“仁政”也有此嫌[47]。轻徭薄赋是好，但国家入不敷出时怎么办？“仕者世禄”是“仁政”的支柱；一旦做官，子孙后代都享受政府供养[48]。这庞大的俸禄，加上宗庙明堂祭祀的礼教经费，都绝不可免。要节减开支，只好从难听的军费开刀。然而，不顾要人民持木棍去抵抗利剑的风险，算是怎么样的“仁”？孟子的“仁政”和他的“民意”一样，皆漠视客观环境、道喜不忧危，只是他主观的美丽理想，碰不得现实。现实在绝对信念道德中没甚地位的。 孟子的仁者无敌论和商汤的故事显露皆显露一个绝对信念道德的特色，即是把复杂的世事约化为非黑即白的两极。商汤和仁君垄断了道德；除了他们，世界上全是令人民争扎在水深火热中的暴君。商汤随便攻打谁，都是诛暴而得到万民崇拜。同样地，说魏国只要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就能天下无敌，全靠秦、楚的暴政丧尽民心。但秦、楚事实上是否如此？魔化敌人，搞宣传或许可以，但实际决策，难免盲目自欺，轻敌致祸。齐灭燕失败，就是一例。 如果我们揭开“仁政”的金字招牌，探看切实的内容，即可发现，很多可行的措施列国变法时早已实施推行了，不过现实总不能像理想般完美无憾罢了。 孟子说要行“仁政”，一定要从整理田界开始，使人民在井田制下有权使用一家百亩的田地，足以养家[49]。这是与仕者世禄并列的“仁政”两大支柱之一。其实在春秋末年，晋国的六卿已开始整理田界、授田予民了，而且比孟子的理想更慷慨、更悦民心、更利社会经济。大家的制度都是一家百亩，但韩、魏一亩的面积等于孟子一亩的2倍，赵一亩的面积等于孟子一亩的2.4倍。扩大农户的田地面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50]。那时以兵法知名的孙子比较因果，就预言赵国会最成功[51]。后来秦国商鞅变法，综合前人经验，领导开垦荒地，又开阡陌，铲除旧田界，依照赵国大亩的面积，重新划分，有系统地授田，按收成征税。新法大规模改革土地制度、社会生产组织，培养巩固私有地产权，把孟子复古理想的共耕井田改变为自耕其地的独立小农。个体农户拥有一家百亩的地产，热情耕作，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52]。秦灭蜀后，政治稍定，便于前309年颁布田律、规定田界的标准。几年后便把商鞅在秦开阡陌、鼓励个体农户的政策，推广到蜀[53]。 秦国要富国强兵，而且深知国之本在民[54]。司马错的灭蜀论就强调，富国务必扩土，扩土务必强兵，强兵务必富民。富民最基本，因为国家要富强，一定要能激励人民的干劲热情，而人民最热心的是自家的福利。所以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大致依顺民情，操赏罚加以导引，使民情与国策相符。经济蓬勃，政府税收多了，人民的收入同样增加，大家共图国富民裕。这些见解屡见于《商君书》[55]，事实证明相当成功。《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56]。 孟子的“仁政”不提倡基层建设，更要刑罚负责领导辟草开、分配田地的仕人[57]。秦政相反。灭蜀不久，秦就开始营建成都和其它两座城池。成都依照秦都咸阳的格局规制，有高墙防卫，城墙内除了政府衙门区和居民住宅区，还设有市场区，让商铺开列。为了筑城而挖土，成为池[58]。 筑城同时，秦设立盐、铁、市官，经营盐山铁矿，管理市场，并征收相应税项。到废除蜀侯、政治稳定后，更致力发展利民建设。筑栈道、通河流以便利交通运输，兴水利以便利灌溉。其中以李冰的功绩最大。前277年上任做蜀守，便领导兴建都江堰，引水灌溉三郡稻田，使沃野千里；又疏通河流以资航运，使岷山的木材得以开发利用。他首创开凿盐井的技术，发展卤盐的工业，盐井采完后还可以用来养鱼[59]。这些大规模的建设、创新，得力于政府的领导。四川的人民付出劳力代价，获取福利，都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60]。“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61]。秦的努力，为日后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地。孟子游说魏王齐王道：“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62] 这话应验在秦的实践上；秦输在没用“仁政”的字眼宣传罢了。 对于秦的功绩，儒生的一贯反应是：哼，就算它对百姓有点恩惠，也不过是假仁假义罢了。孟子基于他“义”“利”对立之说，抛弃有客观历史意义的概念，用主观道德标准把“王”“霸”对立起来。春秋五霸齐桓公等有救世济民的功绩，连孔子也赞许，但孟子骂他们“假仁”而一笔抹煞[63]。宋儒发扬孟子的精神，踩贬汉、唐的建树，只因汉祖唐宗“假仁借义以行其私”[64]。 “仁义”谁都会说，但说的人的内心如何，就难以判断了。不顾现实的政治决策，纵然“仁义”唱得大气磅礴，难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作儿戏的批评。切实切事，比较上述孟子在取燕事上的言行，和司马错在取蜀事上的言行，你从什么地方可以判别一个“真仁”、一个是“假仁”？细看秦治蜀和齐治燕所行的政策，你说哪一个比较合理合义、哪一个的道德比较高一点？哪一个近乎责任道德、哪一个近乎绝对信念道德？ 齐宣王吞燕失败，学做汤武王天下不成，说愧对孟子。他还算是责任心未泯；虽然吞燕前征求得贤臣的赞许，但知道最终的决策权落在自己肩上，没有卸责于别人。有人想替齐王开脱，孟子骂道，古之君子知错能改，今之君子有错非但一直错下去，而且还文过饰非[65]。他骂的当然不是自己；灭燕之错失他全推到齐王身上，怪他容许齐兵孥戮燕人、毁坏燕室的宗庙、抢走燕庭的礼器[66]。孥戮等行为，在孟子大唱燕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真的没有发生吗？毁燕宗庙等行动不是灭燕政策的逻辑性措施吗？这些切实问题孟子绝不考虑；他坚信自己鼓吹齐效汤武兼并之道绝对正确，绝不反省自己在灭燕事上可能也有些责任。 儒生会辩解道，孟子是很重视责任的。他不是批评齐王失责，以致“四境之内不治”吗？不错，他也指责邹侯和齐国五个都邑的治邑大夫牧民不力，以致灾荒凶年时老弱饿死，壮年流离[67]。他更很会督促别人负言责，不过那时齐人就已嘲讽道：他批评别人说得很好，但他自己的行为，我就不知怎说了[68]。伐燕前，孟子明知齐军暴虐，伐燕不义，但沉默不谏齐王，正是失言责。指责别人而沾沾自喜自是，小人也能精通。对自己的行动而发的才是真正的责任心、真正的道德。儒家一惯提倡自反自省，孟子也一样。不过从不见他自反后发现自己有缺点。说一套、做一套，不论说得多高远漂亮，都不过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 失燕后数月，孟子辞官，但离开前在齐国边境等了三天，希望齐王知错能改，请他回去再加重任，说“假如齐王用我，岂止齐人得到太平，天下人民都可以得太平。”“假如希望平治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得到呢？”[69] 《孟子》是皇朝士大夫必读之书，亚圣的言行是他们的典范。灭燕事上，儒生尊从儒家“为贤者讳”的道德，争功诿过，诡言失败是因为齐王不听孟子的劝告。宋儒更为圣人立言说：“征伐不依汤武之道，就是乱。我孟轲怎能因为君主无能，就舍弃我所学的来迁就他呢？”[70] 在《政治作为志业》的讲词中，韦伯说不切实际和没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最大的弊病，而最易惹人犯这弊病的则是虚荣。他道：“持绝对信念道德的政客，内心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我印象中，所见到的，十个中有九个皆是大言不惭，并不真正认识自己想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只是浪漫的感觉中自我陶醉。”[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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